发自伦敦——最近我先后两次踏足中国，恰逢政府启动“十二五计划”以重新调整其长期增长模式的时间点。而这两次访问使我更加深信：中国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可能影响稳定的潜在冲突性因素。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过热，但再过一段时间，当前的过度投资将引发其国内乃至全球的通货紧缩。一旦不断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无以为继——这很可能在2013年发生——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可能严重放缓。可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确保在当前实现软着陆，而是经济发展可能在五年计划后半段严重受阻的问题。

虽然新计划也像上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宣称要增大消费占GDP的比例——但对政府来说，政治阻力最小的做法依然是维持现状。公开发布的新计划细节也显示：经济的增长依然要仰仗投资（包括兴建公共住房）来支撑，而不是以实施更迅速的货币升值，面向家庭的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和/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解除户口制度限制以及放宽财政管制的方式来实现。

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和弱势货币来实现增长，并因此催生了极高的企业和家庭储蓄率，以及对净进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来料加工和出口部门的生产能力）的依赖。当净出口金额从2008~2009年度的占GDP11%下降到5%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应对措施就是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42%拉高到了47%。

凭借着爆发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得以摆脱了2009年日本，德国和亚洲新兴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衰退。但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GDP的比例也因此进一步上升到2010~2010年度的近50%。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发展速度，足以在将50%的GDP重新投资的情况下最终避免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令人忧心的不良贷款问题。中国内部到处充斥着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的过量投资。在一个访问者眼中，证据就是那些光鲜靓丽却旅客寥寥的机场和高速列车（这将减少45个计划兴建中的机场的客流量），通往偏僻之地的高速公路，数千座高大的中心城镇和地方政府建筑，空无一人的新城区，以及被迫关闭以避免引发全球价格下跌的崭新铝冶炼厂。

商业和高级住宅方面的投资早已过剩，汽车的产能即便在最近的销售热潮中也已经过量了，钢铁，水泥和其他制造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在不断恶化。在短期内，这场投资繁荣将刺激通货膨胀，这是源自于其高度资源密集型的增长特点。但过剩的产能将无法避免地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而制造业和房地产部门则首当其冲。

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事实上所有与过度投资有关的历史场景——包括在1990年代的东亚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以一场金融危机和/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如果要避免这一命运的话，中国需要降低储蓄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并刺激消费所占的比重。

但问题是中国人之所以乐于储蓄而不愿消费，是有其结构性原因的。而要扭转这一过度投资的诱因，可能需要整整20年的改革。

对于高储蓄率的传统解释（缺乏社会安全网，有限的公共服务，人口老化，消费信贷的不发达）只是这一迷局的其中一部分。中国大陆地区的消费者并不比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同胞更倾向于储蓄——他们都同样会将大概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来。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部门占中国GDP的比例小于50%，因此也只给消费留下了一个很小的空间。

中国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将大量收入从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家庭转移到了强势的大企业手里。弱势的人民币使进口商品变得昂贵，降低了家庭购买力，却保护了那些出口型国企并增加了出口商的利润。

面向家庭的低存款利率和面向企业和开发商的低贷款利率意味着千家万户的巨额储蓄实际上的是在赔钱，而国企的贷款成本却是负数。这就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过度投资诱因并意味着从家庭向国企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倘若这些企业以市场利率贷款的话肯定是要亏损的。此外，对工人的压榨也导致工资上升的幅度远远低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如果要放宽对家庭收入的限制的话，中国必须让人民币更快地升值，放开利率管制，并大幅增加工资。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么必须将其国企私有化，让这些企业的利润能转化为家庭收入，要么像这些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并将这些财政收入转移给家庭。事实上，除家庭储蓄之外，企业部门（大部分为国企）的储蓄——或者说保留利润——已经占到了GDP的25%。

但增加家庭占总收入比例的举措将产生极大的破坏效应，因为这会导致一大批国企，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破产，而这些又是在政治上很有权势的部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只能在这个五年计划中继续增加投资。

继续沿着这条投资导向的道路走下去将使已经暴露出来的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能饱和现象进一步恶化，并将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无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加剧未来的经济放缓。但直到领导层在2012-2013年换届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将继续在罔顾巨额未来成本的情况下维持一个高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