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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ian Century

印度国内新的种姓政治

Pradipta Chaudh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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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9

种姓制度再一次为印度政治蒙上了阴影。教育和政府聘用中为种姓设置的“保留席位”(专门保留的席位)本应该惠及印度最受压迫的人群,但在事实上却增强、而不是削弱了印度自古以来的歧视制度。

种姓集团时常要求被纳入“其他落后阶层”(OBC’s)清单,以便从保留席位中获取收益,尤其在选举之前更是如此。实际上,如今的政党向更多种姓晃动着“保留席位”的胡萝卜,甚至承诺要将这项政策扩大到精英教育机构和私有部门的进入权利。

很多人都把种姓制度下流动性增强当作“身份”声明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众口一词地为种姓身份政治大声喝彩,认为这是通往真正平等道路上的积极步骤。有人甚至提出不久前低等种姓在北印度政治上的崛起和中央政府推行保留政策可以被称之为一场无声的革命,这些人认为种姓政治非常伟大,可以构筑起反对宗教派别主义的防波堤。

然而,公共政策的真正基础应该是逻辑和证据,而不是与社会学理论有关的花言巧语、喋喋不休。种姓是否能够等同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至今并无定论。事实上,种姓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倡导者根本无法证明他们的论点,他们只能提供很小范围的调查样本,而在印度这样以各阶层状况千差万别著称的大国,这样的调查数据可能会从根本上产生误导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研究通常将种姓划分为三大部分,这也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印度获得独立后,政府一直有计划地拒绝搜集与种姓社会经济面貌相关的实际资料。人口普查和土地收入结算报告中所蕴含的大量证据被有意地忽视。如果今天种姓能够等同于受剥削受压迫,那么这在过去就应当更为明显。但对现有证据(印度全国唯一能够找到的宏观量化数据)的统计分析并不能证明种姓是物质权利被剥夺的代名词。

举例来说,在1901至1931年期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劳动者继续从事传统的种姓职业。属于不同种姓的劳动者从事着种类繁多的职业,尽管农业提供了绝大部分就业机会。每个种姓都包括无地劳工、农民和地主等多样化组合。尽管有些种姓集中从事某一行业,但也有很多种姓基本平均地参与到各个行业当中。识字权和在政府部门及现代企业供职的权利一般局限在很小一部分种姓人口,能得到这种权利的人通常来自高等种姓。

土地权利分配也很不均衡。农民是多数种姓普遍从事的职业,无论其仪式地位的高低,农民土地面积和经济地位的分化都十分严重。大多数高等种姓和某些低等种姓的土地面积十分接近。因此,同一种姓中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化十分明显。

无论如何,属于高等或低等种姓的绝大部分农民都十分贫困。在仪式地位较低的很多种姓当中,也可以找到地主、富农和商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我们来看看该样本中各种姓成员的平均经济地位。通常来讲,绝大多数高等种姓占据着较高的经济地位,而大多数“贱民”种姓则被牢牢地禁锢在经济的最底层。在有些地区,像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迈索尔(Mysore)、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马德拉斯(Madras)和尤塔普拉德什邦(Uttar Pradesh),有些低等种姓的经济地位却令高等种姓望尘莫及。

数据中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具有同样仪式等级的种姓经济地位却大不相同。这样的差别在中级种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也被称为“其他落后阶层”,在印度国内所有地区都可以看到。即使在贱民当中,某些种姓也比其他种姓拥有更高的经济地位。

在依靠农业为生的中级种姓当中,有些因为运河灌溉和商业化开发所带来的农业发展拥有了较高的经济地位。而其他多数从事耕种和手工业的种姓,尽管与经济上更为成功的团体拥有相似的仪式地位,但经济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这导致落后种姓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多样性。在尤塔普拉德什邦、孟买(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马德拉斯市讲泰卢固语的区域,最底层的经济地位由“落后”种姓、而不是贱民所占据。

因此,即使在20世纪初,种姓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上的贫困。但种姓政治的倡导者声称种姓保留席位之所以必要并非是由于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由于低等种姓在历史上曾经落后的社会地位。

而事实上,低等种姓的全部人口也并非面临着同等程度的仪式障碍。中等甚至是贱民种姓内部有着非常复杂的等级和变化,约束着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并将不同种姓间的社会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从历史上看,低等种姓当中的富裕者争相效仿高等种姓的习惯和仪式,比如儿女婚姻、嫁妆置备以及不允许寡妇再嫁等等。而有些时候,低等种姓中的富裕阶层脱离原有集团形成新的种姓,并成功地获得了更高的仪式地位。通常经济富足的种姓能够成功地提升其在仪式等级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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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NFO

Pradipta Chaudhury, currently an Erasmus Visiting Fellow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