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 2012年对于中国注定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十八大的召开不仅预示着中国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三大战略转型决定未来中国增长的新格局。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已经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重要目标。中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首先是要素红利。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东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其次是改革的制度红利。

其次是改革红利。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而最重要的还有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为中国提供机遇。特别是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多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更倒逼中国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地新时期。

第一，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未来必须向要素要效率，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世界消费与储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长着”。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消费格局正经历着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根据十八大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届时将可能释放64万亿的购买力，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

 归根结底，一国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3.2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十八大正为中国勾勒出新的蓝图：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演进路径，从立国到强国再到富国，中国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国家盈利模式能否实现新的转变将决定中国未来60年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