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欧洲已经做出重大承诺来提高对非洲的援助，而非洲面临的挑战则要求更大的参与。但是，对已经依赖援助的国家大幅度提高援助就要求具有更为明晰的提供机制以及一定程度的预算可预见性。人们要求有新的东西，而向贫困人们直接转移现金可以成为一种选择。但是这一做法只能是伙伴国家福利制度长久愿景的一部分。

    欧盟已经承诺其与成员国将援助在2010年增加到GDP的0.56%以及在2015年增加到0.7%，其重点地区是非洲。把经和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援助承诺加在一起，向非洲的正式发展援助将会在2004年到2010年期间翻倍。但是前提条件是它们遵守承诺。

    毕竟，人们对援助国家是否遵守承诺以及伙伴国家的条件是否允许援助国这样做提出疑问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在理论上把非援到2010年增加一倍、并且可能在此之后增加更多提供了战胜贫困的巨大机遇。因此，消除有可能阻碍这些额外资源有效应用的障碍就是当务之急。

    人们通常比较熟悉非洲的需求，但是增加援助解决这些需求还存在挑战。这反映在宏观经济管理、依赖援助综合症、吸收能力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上。而且，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是，随着援助水平上升存在回报下降的风险。目前萨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外援和GDP的比例很高。即使在未来提高援助之前，大约半数国家的比例已经高于10%。有鉴于此，人们必需重视这些挑战。

    援助国家以及伙伴国家就前进道路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就会在理论上处理这些挑战。巴黎议程中包含了这一一致意见。这一巴黎议程确定了所有权的原则、调整以及协调。它要求改善援助的可预见性，并且把预算支持和基于项目基础上的援助列为优先的提供支持方式。这一议程改进了伙伴关系，减少了交易成本并且提高了效率。

    巴黎议程在脱离理论和面对现实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预算支持由于信用度低而受到影响，而低信用度不仅来自援助国家的纳税人，也来自受援国家的人民。尽管可预见的假定财政流向可以预见，但是这一可预见性还是可能虚假。毕竟，援助国家及其伙伴国家都不会免于腐败、政治危机、武装冲突、违反人权、既得利益或者国际大国政治等等问题。

    结果，把过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让提供援助工作看上去越发具有风险。而且，与各国减少贫困战略相关的预算支持也建立在这一令人怀疑的假定基础之上，也就是伙伴国家的政治经济是为了最为贫困人民服务的。

    在援助国家方面，政治也绝不简单。在反对援助游说变得越发响亮之时，纳税人经常把不断增加的援助预算视为过份。在提供援助者提供某一国家全国预算的一半或者更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有时候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援助者当然有实力进行干预。这就会意味着对援助施加更多的条件，而不是减少附加条件，即使论调有时候好像相反也一样。

    直接向最贫困人口发钱来提供援助是否更好呢？

    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进行了试验，也就是把上学和接种疫苗作为儿童津贴的条件。在人道主义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就用现金援助取代食品援助。在赞比亚有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险。在印度、南非和莱索托等国家将会为老年人提供福利。目前为止，成效尚难以令人满意。

    穷人在投资和消费上的花费一半比较有效。在购买了食品和其他基本物品后，地方经济获得了收益，而营养也得到了改善，孩子上学时间也更长。南非有一项没有附加条件的儿童赠款，其收款人是孩子的母亲。这一项目甚至提高了儿童的身高。与对照组同龄儿童相比，这些孩子的身高指数得到了提高。

    提供能力并非是一个主要障碍。例如设想一下，给莫桑比克、马拉维和赞比亚所有10岁以下儿童提供每年50美元的赠款，大约可以照顾到一千万儿童。这三个低收入国家的艾滋病发病率都是大约15%。再进一步假定相对宽松的20%的行政人头支出，这一项目的总体成本大约是六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记录给予这些国家援助的五分之一及其GDP总和的3.5%到4%。这无疑是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非援增加一倍并非遥不可及。

    这些现金转移项目要成功，它们就必须定期、可以预计以及长久。但是，尽管援助国家及其纳税人或许愿意为这一承诺做出长期性的承诺，但是他们看来并没有多大胃口做出无休止的承诺。需要分担责任的模式，从而逐渐增加国内提供资金。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项目都不应该仅仅是完全由援助国家驱动，而绕过地方预算以及机构。伙伴国家必须准备好在自己的机构上投资并且自己给如何安排自身的福利体系制定计划。

    非洲伙伴们是否想要这样呢？或许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现金转移的辩论不再局限于那些北方发展循环。现在，它已经被提到了某些非洲国家政府和非盟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