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喜马拉雅小国不丹凭借旨在减少游客涌入的高额签证费和促进“国民幸福总值”而非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两项政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游客增加可能推动经济发展，但同时会破坏不丹的环境和文化，从而影响民众的长期幸福。

当我首次听到不丹把追求国民幸福当作目标的时候，曾经怀疑这样一种提法是否只是政治口号，还是具有实际的意义。上个月，我在不丹首都廷布举办的“经济发展和幸福会议”上讲话，才明白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是此次会议的共同主办者。

此前我还从未参加过受到国家政府如此重视的会议。我以为廷莱会以一篇正式的欢迎辞宣布会议开幕，而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相反，他在讲话中对以增强幸福感为国策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随后两天半的会议期间他一直留在现场，并对我们的讨论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其中多数讨论还有几位内阁部长的参与。

自古以来，幸福就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如何定义并衡量幸福却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个重要问题是将幸福视为扣除一世痛苦之后剩余的快乐，还是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前一种方法将普通人的积极感受次数加总求和，减去消极感受次数得到的一个结果。如果从大体上看积极感受的次数更多，我们就认为此人生活是幸福的，反之，则不幸福。因此要想按照这样的定义衡量幸福与否，我们必须随机抽取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试图确定他们的心理状态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另一种方法是询问人们：“你对目前的生活状况究竟有多满意？”如果回答是满意或非常满意，他们就是幸福的，否则就不幸福。但究竟对幸福的哪种理解最贴切地诠释了我们的追求向我们提出了价值观的根本问题。

在采用第一种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和波多黎各成绩不错，这样的结果表明答案可能与民族文化有关，而不取决于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等客观指标。当采用第二种方法时，丹麦和瑞典等富裕国家往往会脱颖而出。但我们并不清楚不同文化中的民众用不同语言回答的调查问题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

我们可以认同应该以提升幸福感而非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为目标，但如果对幸福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样做是否真有意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讲过一句名言：“我宁愿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凯恩斯指出当世间最初产生思想的时候，这些思想可能模模糊糊，要想界定清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把幸福感作为国家政策目标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能否学会该如何衡量幸福？不丹政府12年前成立的不丹研究中心正在处理针对8，000多名不丹民众的访问结果。访问内容既包括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等主观因素，也包括像生活水平、医疗、教育和文化参与、社会活力、生态健康以及工作和其他活动平衡等客观因素。目前尚不清楚如此多元化的因素能否很好地相互协调。需要难度很大的价值判断才能简化上述因素。

不丹设立了国民幸福总值委员会，由首相亲自领导对政府各部拟定的新的政策议案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某项政策有悖于提升国民幸福总值的目标，就会发回部里重新拟定。没有委员会的首肯，任何政策都无法通过。

近来确实通过了一项禁止售卖烟草的争议法律，而这恰恰表明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提升全民幸福感的意愿是多么强烈。不丹人可以从印度带入少量香烟和烟叶供自己使用，但不允许进行销售——而且在公共场合吸烟时必须随时携带进口税完税凭证。

去年7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由不丹提出的决议，承认人类根本目标在于追求幸福，而国内生产总值不能体现这一目标。决议邀请各成员国制定能更好体现幸福目标的对策。联大还欢迎不丹在本月开幕的第66届联大会议上就幸福和福祉问题召集小组讨论的建议。

上述讨论是正在兴起的国际运动的组成部分，目的是把福祉和幸福作为政府政策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衷心期待它取得成功，并希望幸福最终会成为全球而不只是某个国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