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期间，盟军的部队占领了伊朗，把它用作从波斯湾向苏联运送给养的中转站。这是美伊之间的首次接触。“可以说他们进入我国时是清白的，”倍受尊重的伊朗历史学家Kaveh Bayat说，“他们没有任何殖民企图。”

美国的给养火车会定时经过我父辈们祖居的村庄阿拉克，当时那里到处是风景如画的绿洲和果园。父亲曾告诉我，“只要听到火车经过，村里所有的男孩都会快速跑过苹果园，向路过的美国人问候。而他们会面带微笑、招手致意，并把身上碰巧带着的小礼物扔给我们－纸牌啦、口香糖啦、救急的糖果啦…在我们眼里，他们简直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英雄。”

这以后的变化太大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废除了亲美主义、推翻了伊朗国王的不民主统治，并以反美主义和教士的不民主统治取而代之。25年前，就在这个星期，一些激进的学生袭击了驻德黑兰的美国使馆，把66个美国人扣为人质，关押了444天后，美伊之间的正式关系就几乎不复存在了。60年前，美国士兵眼中的阿拉克不过是个盛产葡萄小村庄，而今天，它在五角大楼官员的眼里却是一座工业城市，与伊朗令人不安的核计划息息相关。

但没有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像美伊关系这么奇特。尽管伊朗当局坚持顽固的反美立场，但伊朗人民却公开地支持美国。尽管德黑兰和华盛顿政府是战略对手，但用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话讲，“像伊朗这样没理由和美国冲突或利益如此一致的国家，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几个。”

实际上，从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权力更迭之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比任何国家都多，因为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都是他们誓不两立的敌人。

但双方都没能抓住机会，扩大和对方的共同之处，于是今天的美伊关系就和几年前一样水火不容。在美国眼里，伊朗的核计划、反对以色列和支持极端组织在如今对恐怖主义宣战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无法容忍。

伊朗长期坚持与美国敌对的原因有点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很多领导人都出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反帝国和殖民主义热情都很高涨，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革命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消减，但他们还是愿意追随已故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世界观，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比作“羊和狼”的关系。

不过，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并不能完全解释伊朗常常没来由的反美主义。在伊朗的政治军事当权派看来，开放伊美关系所带来的自由会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他们眼里，伊朗现在是封闭的聚会－是他们自己的聚会－参加的人越少，才越能得到快乐。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石油价格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强硬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妥协的理由。

另一方面，以前总统哈什米·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的伊朗人承认：如果要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正面处理国内的经济危机，那么伊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绝大多数伊朗人也完全赞成建立和谐的伊美关系。

就像Afshin Molavi在涵义深刻的旅行杂记《波斯朝圣》中写道的那样，今天伊朗的年轻人不再是30年前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相反，他们有着自己的具体要求，比如就业机会和政治社会自由。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融入全球社会，永远洗刷掉身上狼藉的国际恶名。

今天伊朗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类似的成熟过程，彻底抛弃了前人“乌托邦”和“排外主义”的政治理想。谈到成为1979年革命宣言的Jalal Al-e Ahmad1962年的著作Gharbzadegi（《西方中毒》）时，德黑兰的一位世俗学者对我说，“现在已经没人再读Al-e Ahmad的书了。相反，我们期待着与西方接触的一天。如果这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自由，那么我们宁愿“中西方的毒”。

尽管缓和关系代表了伊朗的民意，美伊两国也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但美国和伊朗真正坐下来改变现状，恐怕还得要几年的时间。在长达25年的相互隔绝后，两国关系不可能立刻和解。但和解真正到来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人会用60年前在阿拉克时同样的友善和热情来欢迎这位失去已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