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盛顿特区——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辞职标志着埃及向新政治系统转型的进程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但这一转型能否最终导向民主呢？

对此我们目前还难以定论，不过基于民主政府的历史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正是笔者拙作《民主的盛名：当世最流行之政府架构的崛起与风险》的论题——我们可以发现并定义埃及在建立政治民主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障碍以及享有的各种优势。

对任何国家民主前景的理解都必须从对民主的定义开始，民主是政府的一种杂交形态，是两种不同政治传统的融合体——其一是人民主权，就所谓人民的治理，通过选举实现。另一种更古老但同样的重要的是自主选择的权利——就是自由。

自由有三种形式：政治自由，即个人有发表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宗教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崇拜任何信仰；还有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上。

没有自由的选举并不能构成真正的民主，因此埃及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挑战：其国内组织最严密的社团——穆斯林兄弟会——反对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尤其是妇女权利。该组织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残酷而狭隘的专制政府。

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埃及可能会遭遇这一点），组织最好且最冷酷无情的社团通常会接管政府。俄罗斯在1917年革命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权力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整整75年的极权统治。同样，穆斯林兄弟会可能执掌埃及大权，并推行一个连穆巴拉克都自叹弗如的残暴统治。

即便埃及避免了被极端宗教组织控制的局面，但民主的两大组成部分将使向民主系统的转化和平稳过渡问题重重。虽然选举的实施相对容易，但自由却更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后者需要相关机制——比如一个拥有中立法庭的司法系统，但这些机制却是埃及目前所不具备，并要花费多年才能建立的。

在其他实现了民主的国家，相关机制和自由的实践通常都源自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商业孕育了人们互相信任与合作的习惯，而这正是民主所倚重的。因此20世纪下半段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后才出现民主政治的现象并非意外。

在这方面埃及也处于不利地位。该国经济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经济成功并非来自于孕育了自由的自由市场竞争，而是取决于谁在政界有“关系”。

此外埃及还面临着另一个政治障碍：它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目前还不存在任何阿拉伯民主国家。这非常重要，因为国家跟个人一样倾向于模仿那些它们崇拜的同类。在1989年推翻共产主义统治后，中欧各国人民倒向民主就是因为这是西欧国家通行的政府形式，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强烈支持。但埃及却缺乏类似的民主榜样。

然而相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埃及也更容易拥抱民主，因为存在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障碍在该国较为弱小。其他阿拉伯国家——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处于部落，种族和宗教的尖锐分裂之中。

在这些分裂的社会中，最有权势的团体往往不愿意与其他团体分享权力，于是便导致了专制。与其相反，埃及的社会成分相对单一，占总人口10%的基督教徒是唯一比较大的少数群体。

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手中丰富的石油也经常成为民主的障碍，因为它会诱使统治者无限期地维护自己的权力。石油收入使他们可以收买本国的人民，让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消极。幸运的是埃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不甚丰富，也有助于其民主前景。

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至今依然保持平和的事实也有助于建立民主。当一个政府遭暴力推翻时，新政权通常会实行暴力统治而非民主程序，只为了在防止被推翻者卷土重来。

埃及的民主进程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资产。民主制度需要民主主义者——那些相信自由和人民主权的价值并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它们的公民。数十万名在过去三个星期内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的人民已经表明了对民主的渴求，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甚至是牺牲。而他们是否有足够人数，足够资源，足够耐心，足够聪明和足够勇敢——也足够幸运——去实现民主，则是只有埃及人民才能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