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1992年9月16日是英国丑恶的一天，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三”。在这一天，英格兰银行放弃先前把英镑适当地维持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努力。把英镑维持在规定的汇率水平让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耗资过大。相反，这却让乔治·索罗斯获得巨大的利益。

从那以后，英格兰银行不再对外汇市场实施任何形式的干预。这次事件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即当各国让汇率自由浮动时，它们的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维持国内价格稳定。

在黑色星期三后，人们普遍认为，想要同时固定汇率和国内金融条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可以自由流行，因此有关机构在没有调整相应金融条件的情况下操纵汇率是不可能的。寻求通过控制资本或者直接干预货币市场来影响汇率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此后的长时间里，西方大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可以自由浮动，各国也一直维持上述的共识。但是亚洲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政府和央行相信，那些掌控自身汇率的国家比那些实施自由汇率的国家更容易度过危机。它们认为，维持对汇率的控制的前提是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因此，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推行固定汇率，维持在资本流动中的一些汇率控制，大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如此一来，亚洲政府更能承受国内通胀带来的波动。

如今有迹象表明，西方央行在过去20年所达成的共识正在被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宣称，央行不需要对干预讳莫如深。

例如，鲁汶大学的保罗·德·格劳威提议，欧洲中央银行在汇率与经济状况脱轨的时候进行干预，以便对市场释放信号。他提到了过去十年中美元/欧洲的高波动率，以及这对欧洲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政客们也很担心。法国总统萨科奇经常抱怨过度货币波动造成不良后果。他呼吁在法国在12月担任G20主席国时，把汇率以及国际货币条款纳入G20的重要议程中。萨科奇的言语表明，他希望能出现新的国际汇率协议，可能也渴望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除了言语之外，我们还看到相关的行动。从2009年3月开始，瑞士国家银行成为近年来第一个试图通过干预来影响汇率的西方央行。瑞士人担心法郎的升值，尤其是对欧洲升值，因此大力干预，希望借此调低币值。

即便是在事后，我们也很难知道干预策略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瑞士人的报告显示，他们在2010年的上半年损失了140亿法郎，并没有成功地抑制汇率上涨。其他央行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加强了一些人进一步怀疑政府金融机构能控制汇率。

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相关的辩论将会继续，无论是在G20会议上还是其他地方。其背后的问题仍旧是，虽然各国央行和财政部对实体汇率或名义汇率的过度波动不满，但他们并不明白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可能认为在长期中，汇率的差价反映的是相对的单位劳动成本的波动。但是长期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投机资本的流动会持续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大多数人仍然怀疑干预的有效性。虽然他们承认，亚洲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通常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不同的资本市场。他们承认，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干预或者市场准备干预的意愿可能是有效的，但前提是存在一系列相关的条件。

尤其是，一个计划要干预市场的国家必须向外界显示，它有充沛的外汇储备，并且准备好使用这些储备。此外，政府还要坚定地支持干预，要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国内金融条件改变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可能的高于预期或低于预期的通胀率。市场可能需要一个被控制的汇率，起码这对短期的资本流动来说是必要的，无论这是长期的控制还是间歇性的控制。

这些条件在西方国家并不适用。瑞士人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由于他们与国际资本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汇率控制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其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无力通过大规模投资来维持一个特定的汇率。英格兰银行已经18年没有出现在伦敦市场的屏幕上，我估计伦敦市场还要再继续等待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