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否定，”那种金融家和央行行长们声称不要为美国货币贬值忧虑的有意的视而不见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就连欧洲央行的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都已经开始为美元担忧。

欧元诞生时，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1.16美元对1欧元。在这样一个价格上，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PPP）有着约10%的折让。开始时美元的价格略有上升，但从2002年以后，美元大部分时间都在持续地走软。似乎对欧元的汇率每天都能创出新低。

面对着美元的持续下跌，决策者们似乎束手无策。造成这种不作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却很难逃避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这种现象与现有的汇率学理论不无关联。

简单地讲，就是经济学家们相信根本不应或不能采取措施。他们所谓的“理性预期模型”认为汇率不应持续地偏离购买力平价。经济学家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货币交易者的思维模式，并由此认为没必要进行干预，因为除了暂时的汇率偏离外，市场总能够正确地反应货币的价值。

“行为经济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承认货币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偏离平价学说。但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心理和非理性交易，而不是货币交易者反应变化着的宏观经济根本因素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干预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作用甚微。面对着宽幅振荡和每天2万亿美元的巨额交易，中央银行在平衡交易者的非理性热情方面显得束手无策。

但“理性预期”和“行为”模型都存在缺陷，因为它们都试图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精确的预测。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理性不仅取决于个人对历史社会的不完整理解，而且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不完整理解”放在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我们预测市场的有限能力所蕴藏的含义也就因此变得清晰。在货币市场，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购买力平价不过是交易者考虑的很多因素之一。在尽量克服不完整认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其他宏观经济的基本因素，并因此得出偏离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数值并不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在欧元对美元的升值过程中，看多欧元者似乎是在对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欧元区经济的强劲发展和逐步抬高的欧元利率做出反应。在货币交易中加入这样的根本因素又有什么不理智？

当然，偏离购买力平价的状态不能持久。尽管宏观经济根本因素的运动可能致使多头以进一步偏离购买力水平的汇率出价，但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引发向购买力平价的回归——进而带来资金损失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又会反过来平衡投资者的做多意愿。

将货币市场中未平仓头寸的风险与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程度相联系得出了一条央行如何能够影响市场，限制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一种全新方法。尽管汇率最终注定会回归购买力平价的标准，但在一个不完整认知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在不远的时期内忽略这样一种可能。但如果央行定期公布自己对购买力平价出现大幅偏离的忧虑，就会增加交易者的担忧，使他们害怕其他交易者认为持有进一步偏离购买力平价的未平仓头寸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样可以抑止多头进一步增仓的意愿，进而限制汇率的波动幅度。

要实行这种“限制波动”的提议，中央银行需要每个月公布对购买力平价的估计数值，同时系统地阐述如此评估的依据。中央银行还要让货币交易者知道自己对过度偏离购买力平价估计值的担忧，并让投资者知道央行随时有可能在不做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防止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进一步偏离。如果投资者知道不只一家央行——比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做好了干预准备，那么这一政策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样的策略并不意味着事先设定汇率波动的目标区间。考虑到货币市场的规模，这样的目标区间几乎肯定会被打破。恰恰相反，我们的限制波动政策意味着：在汇率进一步远离购买力平价的情况下，央行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突如其来干预的可能性将会增强银行定期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数值使交易者增强风险认识的效果。

尽管这一计划与设立通胀目标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它的实际效果却更好。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公布基准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央银行都试图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果。但正如米尔顿·佛里德曼所强调的那样，货币政策与通胀之间的联系既“持久又变化多端。”

与货币政策和通胀间关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干预和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有效。考虑到巨大的交易数额，直接干预只能对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产生极小的影响。但限制波动政策也许会通过消除市场参与者将利率进一步推离购买力平价的意愿来扩大这种干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