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ing Cultures
1989年之后，留下了什么？
Ian Bur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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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二十年前，当柏林墙被洞穿、苏维埃帝国轰然崩溃之时，只有那些最为顽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信徒才会感到难过。当然，有少数人继续坚持曾被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他人则对由乔治·H·W·布什所许诺的“新世界秩序”中体现出的必胜信念进行抨击；而西德在其邻国东德那衰败的国土上呼啸横行的情景，看起来几乎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尽管如此，1989年对于世人而言仍是美好的时光（民主派受到镇压的中国除外）。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已经望见了新的自由时代之曙光；而在新的黎明之中，自由与正义将如鲜花一般开遍全球。二十年之后，我们发现美梦并未成真。
仇外民粹主义的阴影正在欧洲的民主国家内游荡；社会民主党日渐式微，右翼煽动家却正在向人们许下从伊斯兰部落的威胁下保护“西方价值”的诺言；而过去数年间的经济崩溃似乎印证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近来发出的警告，他曾告诫人们：“失去了其宿敌、并幻想自己已成为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以及全球进步之化身的西方资本主义，同样也处于带领西方社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走入另一条历史死胡同的风险之中。”
如今看来，在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美国语义之中的自由主义者，或许的确也是1989年的失败者之一。社会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一贯相互鄙视，不过许多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正义与平等观念的社会民主派理念，却正如谚语中所说澡盆里的婴儿一样，与共产主义这盆洗澡水一起，被人们倒走。
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这一过程便已随着撒切尔—里根时代的自由市场激进主义而开始进行。玛格丽特·撒切尔曾有一句名言，她宣称社会并不存在，只有个人和家庭方才具有价值，这是一个人人为己的世界。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一言论堪称是解放的钟声，使他们从规制过度的市场、权势过大的公会以及阶级特权的压迫下得以解脱。这便是为何这一理论被人们称为新自由主义。不过自由市场激进理论破坏了国家在构建一个更加美好、更为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于更高的效率、更大的生产力和底线伦理而言，新自由主义者对于正义的兴趣要小许多。
正当新自由主义者大刀阔斧地打破社会民主派旧的秩序安排之时，左翼力量却将其精力耗散在文化政治、“身份认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主义之中。民主理想主义曾一度是包括社会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左翼力量的天下。在美国，正是以约翰·F·肯尼迪为代表的民主党人曾在全球促进自由。
但是在二十世纪晚期，对于许多左翼人士而言，从“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下拯救“第三世界”文化（不论这种文化多么野蛮），却成为了比支持平等和民主更为重要的使命。左翼人士会为残暴的独裁者进行辩护（如卡斯特罗、 毛泽东、 波尔布特、 霍梅尼等人），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后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
其后果便是，所有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哪怕只是与它沾一点边）都失去了可信度，并最终在1989年走向灭亡。这自然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灾难，不过社会民主派同样未能幸免，因为这一派别失去了其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一旦没有了理想主义，政治便蜕变为一种账目游戏，成为对纯粹物质利益的管理。
这便可解释，为何意大利人和泰国人会选择商界大亨来领导其国家。这是因为两国民众希望那些能设法积累起万贯家财之人，也能给其选民带来同样的财运。
然而理想主义的论调并未就此绝迹，它仅仅是从左翼转到了右翼。这一变化同样肇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时期，这两位领导人继承了肯尼迪在全球促进民主的事业。左翼刚一摒弃诸如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等等国际主义的话语，新保守主义者便将它拾起。虽然后者将美国军事力量提升为民主的暴力手段之做法，或许已误入歧途，既野蛮傲慢，又幼稚无知，并且十分危险，但这种做法无疑带有理想主义之风。
在革命冲动的诱惑下，一些往日的左翼人士转投新保守主义的阵营；不过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在新保守主义的触动下猛然惊醒，然而他们却无法找到一致的答案。
已然失去对国际主义之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新保守主义的激进理论所给出的共同回应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即对他国事务不予干涉，并将伸出的触手从世界上收回。在许多情况下，这或许都是更加明智的做法，不过这种选择却难以鼓舞人心。正因如此，难怪像法国外长贝尔纳·库什内这样的左翼国际主义者，会在尼古拉·萨科齐的保守派政府中，找到其理想主义的某种归属了。
自肯尼迪政府以来，美国首次成为全球仅有的几个由中左翼政府领导的、自由民主国家之一。奥巴马总统能引领美国走向一个社会与政治理想主义的新纪元吗？这看似不太可能。因为例如奥巴马为向美国民众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所作的努力，虽谈不上是创新之举，而仅仅是赶上早已为欧洲和日本民众视作理所当然之安排的一次尝试，不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便已令他被政敌按上了“社会主义者”之名。
奥巴马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并非一位政治账目游戏的玩家。他抱有一些适度的理想，而且或许还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不过想要令自由理想主义重现生机，人们还需要一整套关于如何在全球促进正义、公平与自由的新观念。里根、撒切尔和戈尔巴乔夫曾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消亡提供了帮助，这种意识形态一度给人以希望，并激发过真正的进步，但最终却以奴役和大规模屠杀收场。如今我们仍在期待一种能引导我们走向进步之路的崭新愿景，不过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它不会招致暴政。
伊恩.布鲁玛系《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梵高之死和宽容的局限》一书的作者，巴德学院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其最新著作为小说《中国情人》。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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