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Buruma
被损害的民主
Ian Buruma
纽约——即使在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决定压制伊朗“受管理的民主”所剩无几的合法性之前，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体制。虽然伊朗公民有权选举他们的总统，但是候选人却必须接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这个组织的半数成员是由不经选举产生的最高领袖来挑选的。
唯一允许参选的候选人都具有无懈可击的宗教信仰，效忠一个体制——虽然在这个体制里最重要的决定是由非选举产生的神职人员来做出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就是这样一个人。1981年，他被后来的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挑选成为总理。
穆萨维作为一个改革派来参与本次竞选，表示自己将为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妇女的更大权益和减少对伊朗人私生活的限制而奋斗。他还暗示将在对美谈判时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
然而在一场看起来类似作弊的选举程序中，穆萨维被强硬派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了。美国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此如释重负。一位卓越的评论家马克思·布特“对伊朗选举的结果略感满意”，因为奥巴马现在将发现阻挡以色列向伊朗的核设施发动袭击更困难了。由于伊朗是敌人（还记得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吗？），与该国一个说话行事类似疯狂暴徒的总统打交道，总比和一位理性健全，承诺改革的总统要好一些。
看起来这似乎是格外玩世不恭或犬儒主义，当然也的确如此。它提醒我们极端的新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精神上是极其接近的。激进者的头脑对于采取妥协深恶痛绝。一些极端左翼穆斯林，满怀着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反感，欢迎穆萨维的落败，其原因就像一位行动者表述的那样“（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可不能承受一场亲美的天鹅绒革命”。
共产主义者总是趋向无视自由民主政体中选举人的差别（更不用说受“管理”的体制了）。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溃烂体制中的不同脸孔而已。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被认为比强硬的保守派更危险，因为他们温和的左翼谈话只是用来延迟革命而已。这种思维帮助纳粹在1930年代摧毁了德国的民主制度。
布特的反应，还有他的其他说服之道，指出了一个真实的困境。这一困境总是发生在极权体制之下，而这些体制采用一些民主的假象来支持它们的合法性。当反对派的候选人被要求参加选举，而且知道他们无法获胜，或者，即使他们赢得选举，也只会被赋予很少的权威，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同意，就是在帮助一个自身并不信任的体制合法化，如果他们拒绝，他们就全无影响力。
这两种原因都有其正确之处。任何能够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即使是在作弊的选举中，对于人民而言都是一件好事。而且，由于民主事关机构也同样事关候选人，公民行使投票权也是一件好事。这样，当真正的变化的确发生之时，没有人能够宣称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然而，如果投票赋予公民尊严，被卷入舞弊就是屈辱。
并没有一个绝对准绳来衡量如何在这些难有作为的情形下行事，所以人们必须依据每次选举的实质来评判。因为有85%的伊朗选民决定值得参加上一次的选举，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虽然他们的选择有限，许多人却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改革派的候选人不仅能够当选，还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70%的选民在1997年把票投给了改革派的总统候选人莫哈默德·卡塔米。
卡塔米对于新闻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改革同样有出色的见解。他们主要是被掌握终极权力的神职人员击溃的。布什政府放弃卡塔米可能于事无补。就像今天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看不到改革派和强硬派之间的区别。这甚至进一步破坏了卡塔米的权威。
穆萨维被许多伊朗人视为是第二次机会。不幸的是，哈梅内伊也这样想，同时确保艾哈迈迪·内贾德保住了他的总统席位。对于所有渴望民主政治尊严的伊朗人而言，这是一次痛苦的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尝试是错误或者天真的。
穆萨维的竞选及其后果清楚地显示出：那些只表示看出候选人之间在风格和陈述上的差别，而对其他不同视而不见的人错了——即使存在选举舞弊，反对神职威权主义的声音也被世界听到了。对于伊朗在世界的形象而言，选举后的抗议所体现出的静默的尊严，远胜于任何一位民粹派总统摆出的或多或少的好战姿态。
也许已经产生了一个更重要的后果。选举，舞弊，以及对随后抗议的暴力镇压显示出了，而且显然加剧了体制内部的纵深裂痕。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争夺选举是最佳方法，即使是在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暴露出了独裁政权墙壁上的裂纹。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了选举，但结果是体制受到削弱。恐怖能够延长痛苦，然而最终一个非法的政体的命运已经注定。
坚持相信改革派和强硬派只是同一个敌人的面具，并且因为后者的胜利而心生喜悦，这不仅仅是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而且还是对一个已经蒙受羞辱的民族再施加额外的侮辱。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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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余劲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