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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转型

仰光—如今,在政治变迁停滞了半个世纪的缅甸,新的领导层正在试图进行由内而外的快速转型。政府释放了政治犯,举行了选举(后续还会有更多选举),开始了经济改革,并开始大规模向外部投资示好。

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对缅甸的独裁机制进行着制裁的国际社会依然对缅甸保持谨慎的态度。缅甸的改革来的太迅猛,即便是最著名的缅甸专家也无法确定该国会何去何从。

但在我看来,显然,缅甸现在正处于永久变革的良机,国际社会不能坐视这次机会溜走。世界应该为缅甸制定前景日程,不仅仅是提供援助,更要取消现在已成为阻挠缅甸转型的制裁。

到目前为止,2010年11月立法选举以来的转型已经称得上令人瞩目。军方(自1962年以来一直大权独揽)保留了25%的席位,因此人们担心此次选举只是一场闹剧。但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在反映缅甸公民基本诉求方面的表现要远好于人们的预期。

在新总统吴登盛的领导下,缅甸当局回应了政治和经济开放的呼声。与少数民族叛军的和平谈判取得了进展——此类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分割统治策略,在独立后的60余年里,缅甸统治者也延续了这一策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不但被解除了软禁,还开始全力争取在4月的补选中问鼎议会席位。

在经济领域,预算过程引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卫生和教育支出实现了翻番(尽管基数很低)。大量关键领域的执照控制也有所放松。政府甚至还承诺统一其复杂的汇率体系。

希望精神在缅甸随处可见,但老一辈缅甸人目睹着集权统治不断地放松-收紧,对这一次仍然心存疑虑。这或许也是国际社会对放松孤立缅甸犹豫不决的原因。但大部分缅甸人认为,如果变革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那么缅甸将进入不可逆转的转型过程。

2月份,我参加了缅甸知名经济学家吴敏丹(U Myint)在仰光和新建首都内比都举行的讨论会。这两次讨论会不可不谓盛大,参与听众既多又活跃,两位20世纪60年代离开缅甸、40余年后首次回国著名缅甸经济学家做了既深刻又动人的演说。

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罗纳德·芬德雷(Ronald Findlay)指出,两位经济学家之一、91岁高龄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拉敏(Hla Myint)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即开放经济、刺激出口导向增长。近几十年来,这一战略在亚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显著的便是中国。如今,终于轮到他的祖国了。

2009年12月,我在缅甸做讲座。当时,身居缅甸需要如履薄冰,因为政府对你如何界定该国的问题——即使是贫困、农业生产率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这样的问题——颇为敏感。如今,怀疑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求贤若渴——缅甸政府急切地想知道如何应付上述三项及其他挑战,也明自己需要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从人口和收入水平看,缅甸是世界上接受国际援助最少的国家之一。)

关于缅甸近期改变之迅猛的原因还存在颇多争议。或许其领导人认识到,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水稻出口国正在落后于邻邦。或许他们听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弦外之音。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在300万缅甸人侨居海外的情况下,想让国家孤立于世界、防止信息从邻国渗入国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原因为何,变革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变革所带来的机会也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大量国际制裁——不管在过去起到了什么作用——现在看起来已是适得其反。比如,金融制裁抑制了透明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阻止了缅甸融入世界的步伐。由此产生的基于现金的经济不啻于催生腐败的温床。

类似地,限制来自发达工业国的更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在缅甸开展业务为投机倒把者开启了方便之门。我们应该欢迎缅甸对来自多边机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的指导和建议的渴求;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却在继续束缚这些机构在缅甸转型方面所能施展的拳脚。

每当我们拒绝给予援助或坚持施加制裁时,我们就应该再三思考,是谁在给我们所寻求的变革制造障碍。开放农业和纺织品贸易——即使只是开放提供给其他贫穷国家的品种——能够为占缅甸人口70%的贫困农民带来直接的好处,还能创造就业机会。富贵阶层能够绕过金融制裁,无非略有破费而已;而普罗大众要想摆脱国际二等公民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们看到,阿拉伯之春的花朵在一些国家顽强地绽放着;但另一些国家中,我们还不能确定花朵会变成果实。缅甸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称得上悄无声息,没有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引起热烈关注,但其真实程度并不亚于阿拉伯之春,也和阿拉伯之春一样值得国际社会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