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在诞生10年后，Google威胁要重启20世纪90年代的“浏览器大战”，而此前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已经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Netscape的Navigator。可这一次，是Google的Chrome承诺改变整个软件行业的基本状况，而这种改变并不仅仅源自于Chrome实现了各种不同软件与网络浏览器连接的技术创新。这样就不再需要一个像Windows那样的软件，而此前Windows控制着每一种软件能否被装进用户的电脑。

Google的新技术令人印象深刻，一旦初始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它毋庸置疑将成为许多消费者的便捷选择。但根本性的创新还在于其它方面。Chrome是一种突破，因为它为打破美国和欧盟这两大法律辖区竞争政策所造成的法律和监管体制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1995至1997年间，Explorer几乎彻底消灭了Navigator，尽管后者率先为多数用户开拓了万维网，而且其霸主地位似乎牢不可破。Explorer主要的优势并不在技术方面，而在于微软的Windows系统为占压倒多数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软件。结果是网络浏览器，其实还有其它媒体软件——都可以被纳入到Windows的框架之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软件包。

操作系统和软件打包的方式让普通消费者省去了许多麻烦。你只需购买一台电脑就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也许还要多得多）。但这样也降低了选择的可能性，使你没有机会选择并配合使用不同的软件。微软的批评者没完没了地抱怨这个问题，声称浏览器与操作系统的整合把本质上更为先进的软件赶出了市场。

比如，与微软的Word相比，许多用户更喜欢用WordPerfect这种字处理软件，但软件打包的便利性意味着Word具有应用范围更广的优势，并借此优势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

说起微软的优势和业务模式，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纷争。电脑软件开始时并不是一种可供选购的商品，而是一种服务。IBM凭借租赁精心定制的个性化软件包建立起了强有力的霸主地位。它不出售任何东西，包括电脑和软件。IBM这种租赁模式似乎向新契约时代建立起来的美国竞争政策的全部法律逻辑发起了挑战。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起先希望以制定价格水平的方式来控制美国的企业，但当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这样的方式后，罗斯福内阁就开始利用竞争政策来向市场霸主们的地位发起挑战。但竞争政策却在技术突破能立即带来明显垄断的行业遇到了困难。

按照挑战霸主地位的思路，美国司法部于1969年启动了针对IBM公司的大规模调查，此时IBM刚刚凭借其360系列在商业计算领域实现了革命。这个案子一直拖到1982年，最后以“没有价值”为由被撤销。但只要反托拉斯法的威胁依然存在，IBM就会保持谨慎，逐渐远离原来的商业模式。微软获得现有地位就是针对IBM的老的反托拉斯诉讼的直接结果。

IBM推出个人电脑时，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电脑和自己的系统软件打包出售，并以这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但由于担心美国政府会起诉它企图控制新市场，IBM把新个人电脑的磁盘操作系统（DOS）留给了一家在任何人看来都构不成威胁的不起眼的新公司：微软。

当然，微软接替IBM从前的垄断地位后在法律上也遇到了麻烦，并在大西洋两岸被卷进了旷日持久的庭审诉讼之中。越来越依赖美国竞争法模式的欧盟从1993年开始对微软提起诉讼。而美国的诉讼则等到微软在浏览器之战中获胜之后，于1998年开始进行。起初，这两起案件的发展都对微软非常不利，2000年的美国判决本来要求微软拆分，但在随后的上诉过程中这项判决又被法院推翻。

Google的立场既强有力又引人注目，皆因挑战行业优势地位的法律逻辑仍在发挥作用，即便是在似乎自然而然就能形成垄断的行业也不例外。像IBM起初那样出租软件和硬件会造成许多问题。可按照微软的模式一次性出售电脑服务也没好到哪去。恰恰相反，从表面上看，免费提供服务或者产品，只利用由此而来的广告机会获利则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Google模式是所谓“后现代经济”的一个恰当实例。技术创新的一个奇妙特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创新者分享根本性技术突破的成果殊为不易。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棉花生产者没有赚到大笔的利润，即便他们的产品为个人生活和卫生带来了革命，甚至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也没有改变他们可怜的获利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