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医疗费用的猛升会不会在某一天对现代资本主义构成重大挑战呢？我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当原本平均主义的医疗体系面临不断上升的费用之时，资本主义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支持将会受到严重挑战。

在美国，收入增加、人口老化以及延续生命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新技术在几十年中让医疗费用上升超过总体收入3.5%。医疗费用已经占到美国经济的16%。某些主要的经济学家估计，到2030年，医疗费用将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到本世纪末期有可能达到50%。其他富有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现在一般只花费美国的一半，也不会相差太远。

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国家通过借助美国的技术进步让它们的公民们免受部分上升之苦。但是，它们最终还是面临费用上升的压力。

二十一世纪伊始，随着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给欧洲和其他地方更为柔和的制度施加压力，是否标志着其他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呢？问题是对医疗的态度迥然不同。

许多社会把医疗视为一项权利，而非奢侈品。当50年前医疗费用通常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以平均主义对待医疗是一个小小的奢侈。直接和间接的费用相对较小而且可以承受。

但是，随着医疗费用占据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的时候，医疗社会主义开始成为赤裸裸的各取所需的马克思主义了。中国的农村人口缺医少药，最终将会揭竿而起。其专制资本主义也会随之在某一天感到压力。

人们经常听说政府预算预计中医疗费用上升，在未来几年中，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预计将会控制政府的开支。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计就会发现，我们的社会老龄化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较大的部分。真正的问题是各国社会是否愿意向老年人一视同仁地提供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

个人化医疗是一新近的变化。这将会使得目前的摩擦加剧。对于大多数现代社会而言，相对便宜的公共医疗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洁饮水和固定的疫苗是推进寿命预期的主要因素。公共医疗手段已经超过了个人化护理的重要性。

但是如今，天平正在移动。在许多富有国家，心脏手术已经是延长生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像CT扫描那样先进的X光诊断技术可以在可治疗阶段检查出许多癌症。

某些药品研究人员预计，随着对人类基因组理解不断加深，医生最终可以提前15年到20年预测疾病，并且立即开始预防疾病治疗。(某些专家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人一般可以活到110岁到115岁。也许有人会思考这对于像婚姻那样的其他社会习俗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除了减少死亡率，新的医疗技术还可以对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每年进行大约25万个髋部更换手术。随着更加新颖的人工关节证明有能力承受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60岁不到的病人正在变得越发重要。

髋部更换手术的平均费用是6千美元，这只是七十年代中期流行电视片“身价六百万”中植入仿生胳膊、眼睛以及两条腿费用的十分之一。当然，髋部更换病人并不会有超人的速度、力量和视力，至少目前还没有。如果环法自行车赛官员认为他们现在的麻烦是类固醇，那就再等五年再看吧。

原则上，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来分配医疗会减慢甚至暂时逆转医疗费用的上升。但是改进的效率毕竟还有限度。最终，证据表明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医疗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部分。随着各国变得富有，相对食品花费就会下降。

花销的压力反过来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就提高了全世界的福祉，但是却加剧了短期不平等和摩擦。

我并不是在反对医疗资本主义，而是在警告说，对此的支持将会变得脆弱，要比当今对于全球化的支持还要脆弱。大多数国家过多地依赖于命令和控制，并且没有提供什么激励手段让病人和医疗单位做出高效的选择。但是，医疗压力最终是否会让目前的自由(以及更为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潮流逆转，而经济中的很大部分转向更为社会主义的体制，这还有待观察。某些社会或许会认为赤字要比没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