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

通过标志着冷战到此结束、苏联行将就木，柏林墙于二十年前的倒塌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不过从中受益最多的大陆却是亚洲，该地区自1989年以来戏剧性的经济崛起，其速度与规模都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对于亚洲而言，柏林墙倒塌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军事力量在塑造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让位于经济力量。的确，经济快速增长的场景也曾出现在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二战之后的年代，不过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增长本身便导致了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

1989年，另一起为时代界定基调的事件则是针对北京民主派抗议者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如果不是为了冷战结束之缘故，西方将不会允许中国洗脱在这些杀戮行为中的罪责；在现实中，西方转而采取实用主义方法，避免贸易制裁，并通过外国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影响、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体制之中。若是美国及其盟友像对待古巴和缅甸那样、走上了一条以惩戒性制裁为主的道路的话，那么其所造就的将是一个繁荣和开放程度较低、并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中国。

事实上，中国以其举世无双的贸易顺差、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无人可及的钢铁产量为代表的非凡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方在天安门事件后没有持续进行贸易制裁的决定。中国在已超过德国、跃居全球最大出口国之后，如今它将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印度崛起为经济大国一事，同样与1989年之后的事件有所关联。此前，印度深陷与苏联及其东欧共产主义盟友间的易货贸易之中，当东方阵营分崩离析之后，印度不得不开始为进口产品支付硬通货，这一变故迅速耗尽了该国规模有限的外汇储备，并在1991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反过来迫使印度开始对其经济进行激进的改革，而这次改革为其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从更广的角度看，1989年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失败，使得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得以不加掩饰地奉行资本主义政策。尽管中国的经济复兴在邓小平时期便已起步，但中共在1989年之后，可以公开地将创造财富的重要性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一案例反过来又对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幸存的共产党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

在地缘政治方面，1989年之后利益的惠及范围也远非仅仅局限在西方。苏联的突然崩溃对于亚洲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福音，这为该地区清除了一个颇具威胁的帝国，也给中国打开了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追逐本国利益的道路；而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衰落，也成为了中国之所得。

对于印度而言，由于该国最可信赖的伙伴——苏联消失，冷战的结束引发了一场外交政策危机。不过正如1991年那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也使印度可以带着改弦更张后的外交政策出现在世人面前，新的政策摒弃了该国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传统，转而采取了程度更大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后冷战时期的印度开始追求与亚洲以及世界更广泛地区其他重要角色间的互利战略伙伴关系。1989年之后印度外交思想的变化，使得其与美国之间新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成为可能，而这一关系已成为本世纪头十年具有界定意义的特征。

当然，1989年之后的发展也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例如对于亚洲安全影响最大的趋于失败的国家之现象，便是冷战结束的直接产物。在冷战正酣的年代，东西方阵营中的一方会对弱国家进行扶持；不过随着苏联的消亡，美国不再从事这种博弈。

其结果便是，功能失常或渐趋失败的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突然出现，这些国家或通过蜕变为跨国海盗（索马里）及跨国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家园，或由于其对全球规范的挑战（朝鲜与伊朗），使得自己成为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一大威胁。较之其他任何地区，亚洲受国际恐怖主义崛起之害最甚。

而且，民主制度的传播也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陷入了停滞。在1988至1990年期间，随着冷战逐渐平息，民主派抗议活动在远离东欧的地区爆发，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以及智利等千差万别的国度里，专制统治被画上了句号；在苏联解体之后，甚至连俄罗斯也成为了民主改革的可信候选国。

不过，尽管极权或专制政权的垮台使得全球均势向着有利于民主力量的方向发展，但并非所有的民主派运动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随后在乌克兰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更是令那些残存的威权政府倍加警觉，促使它们采取措施、以对抗由外国激励的民主化行动。

除了民主制度在俄国的退潮之外，中国这个如今全球最古老的专制国家，也正在证明当威权主义根深蒂固之时，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可以对政治理念的市场构成障碍。在共产主义覆灭二十年之后，威权资本主义业已成为民主价值传播所面对的首要挑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