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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乌托邦?

发自巴黎——法国早已不再屹立于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却依然拥有超越自身国界的影响力。从18世纪至今——期间涵盖了夏尔·戴高乐在二战中扮演的伟大角色,非洲的去殖民化,以及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法国一直都是全欧各类深刻社会变革的引领者。那么最近选出来的新法国总统又是否将延续这一传统?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性清寡淡,有点官僚,其竞选承诺就是要做一个“平平常常的”总统,而这也是他与花蝴蝶般的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事实上,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自1959年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截然不同的地方。

其实在当今的欧洲大地,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处于一个强硬或者魅力型领导人的领导之下。意大利虽然依然是过渡政府,但那里的选民似乎都不愿选择一位为人如洛可可建筑般浮夸的领袖。欧洲没有了萨科齐或者贝卢斯科尼,也没有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前总统赫尔穆特·科尔以及西班牙前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这样的人。在欧洲遭遇经济和体制危机的时候,所有的欧洲领导人看上去……没错……都极端平常。

对许多人来说,这场平常对魅力的胜利无疑是值得庆祝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平常的公民选举出些平常的男女,让他们在既定的规则下领导大家一段有限的时间。

但欧洲领导人中这股向平常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伴随着显而易见的远见和战略缺失。就算这帮平常的欧洲领导人中有任何一位身怀欧洲长期战略(你能想象欧盟委员会主席范龙佩或者欧盟外交政策舵手凯瑟琳·阿什顿身上有这东西吗?),他们显然也无法将其传达出来。

而如果说到奥朗德的全面远景规划,粗看之下会令人想起1960年代法国成功的社会民主制度: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拥有充足的公共投资去复苏增长并推动就业。奥朗德的参照点似乎是他年轻时那种二战后的田园牧歌,一个飞速增长的时代,人口年龄分布恢复到合理水平,没什么移民,也缺乏全球竞争。

换句话说,奥朗德正在尝试用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世界图景来诱惑其他欧洲领导人。这种怀旧政治很有问题,不仅因为法国和欧洲都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还由于法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都在面对着对自身合法性的真正挑战。

如果在很多年后再回首,2012年这场法国总统选举最令人难忘的可不是奥朗德的胜利以及平常派的登顶,而是民粹主义政党长久以来向权力进发的决定性一步。在第一轮选举中,极左派这个混杂着反资本主义者和极端环保主义者的杂牌军获得了14%的选票。而在极右那一侧,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这个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继承人,夺得了18%的选票,也是该党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率。

换句话说,1/3的法国选民都被持有极端意识形态,共同反对欧元,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等自由主义理念的候选人所吸引。两派都能在一个理想化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极左那边,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平等主义承诺,极右那边则是法兰西帝国及其对所有非白色人种的统治。

此外,两派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都使用法国要单独行动,封闭本国经济防止外国竞争,打压金融市场以及遣返移民这一套说辞来说服选民。虽然两派的政治议程同属胡说八道,但在这方面的一致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左极右都能在大批经济上缺乏安全感,政治上感觉被夺权的法国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核心支持者——本质上,也就是那批自觉在一个公开社会中无法找到机会的人。

奥朗德的“平常”招牌对这些民粹主义选民不起作用。但忽略这些人也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乌托邦愿望正是构建于真实且合理的恐慌之上。低增长以及全球化已经将所有欧洲社会——以及美国——分化成了两个新的阶层:一批人拥有足够的教育和社会资本去应对当今的全球化经济,另一批人则挣扎在低收入泥潭中,只能找到些临时工干干——因此来自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竞争对他们的直接影响也更大。

没有一个主流的欧洲领袖,包括奥朗德,提到过这种新的分化。事实上,无论是奥朗德还是萨科齐都代表着那些适应全球化的群体,并将在此之外的人视为一批可供引诱的选民,而不是一个新的下层阶级。

这种对民粹主义的肤浅理解使得法国总统选举成为了欧洲瞎指挥的一个不祥症状。而一个平常化的外表也无法抵御那些威胁欧洲社会基础的真正危险。

翻译:邹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