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在亚洲的领导下，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在过去十年来稳步上升。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崛起的巨人中国和印度——来说，可持续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全球挑战，而是已经变成一个国内增长战略问题。这标志着全球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的激励结构的重大变化。

在未来数十年中，全世界几乎所有能源消费、城市化、汽车使用、航空旅行和碳排放的增长都将来自新兴经济体。到本世纪中叶，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内的人口数量将从当前的10亿增加到45亿。全球GDP也将在未来30年中在60万亿美元的当前规模基础上翻三倍。

如果新兴市场试图以与发达国家先行者同样的方式赶上后者的收入水平，那么自然资源和环境将受到巨大、危险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个或数个引爆点，使得新兴市场的高收入之路戛然而止。能源安全和成本、水和空气的质量、气候、陆地及海洋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威胁。

当前，几乎所有标准的全球经济实力集中度指标都显示出下降趋势。如果这一趋势继续，那么结果将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压力都会引发持续性和重大全球性挑战，最极端的免费搭车问题将蔓延全球。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压抑增长的全球协议，同时也需要确保协议被遵守的体系。

但集中度趋势将在大约十年后发生逆转，这是因为印度和中国——两国相加占了全球人口的40%——规模巨大且在高速增长。尽管目前两国的GDP之和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还很小（大约15%），但这一数字正在快速增加。

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和中国的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人数将增加15亿（全球将增加35亿）。光是靠这两个国家（不计算其他任何地方的增长）就能使全球GDP在未来三十年至少翻一番。

对印度和中国各自而言（当然合在一起也是一样的），可持续性已不再主要是一个全球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增长的国内挑战。它们的增长模式和战略，以及它们在生活方式、城市化、交通、环境以及能源效率等方面的权衡和选择将很大程度地决定其经济是否能够完成向高收入的漫长转型。

此外，两个国家都明白这一点。中国和印度（以及更广义的亚洲）的决策者、商人和公民正在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沿着先前的历史增长路径前行是没有前途的，因为随着世界经济在目前的规模基础上翻三倍，这样的模式是不可能“同步”翻三倍的。

因此，这两个国家必须发明新的增长模式来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它们规模太大，当不了免费搭车者，因此与可持续性有关的激励正在内部化为国家优先选择。可持续性必须成为增长的一大关键要素，这一点正在深入人心。旧模式迟早会失效。

当然，目前两国都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全球经济在当前水平基础上翻三倍（多）的情形下实现可持续性。这一目标将由一个发现、实验、创新以及创造的过程实现，前进过程中充满了需要权衡的因素。但忽略这些问题的激励已被消除，不论其他国家选择怎么做，也不论全世界将达成一个怎样的协议。

高增长大型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优势。将可持续性整合进增长战略和政策符合其自身利益，与它们的长期时间框架也是一致的。人们从发达国家中得到的遗产——比如如何规划城市——并不需要做相应的扩大。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降低了增长预期（至7%），以创造解决权益、可持续性和环境等问题的“空间”。发现新增长模式的过程已经拉开了。

可持续性成为世界上未来最大经济体增长战略的关键元素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国家需要、目标和优先级依然是比国际协议有力得多的激励。

这可能有悖于传统智慧。给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GDP翻三倍以及世界高收入人口翻四倍怎么可能是一件好事呢？这其实取决于你怎样看待替代方案。较慢的全球增长有利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但这只有在世界资源供给和环境支柱崩溃时才是如此。因此，主线是新兴市场的高增长率，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增长路径的创新和调整。

随着亚洲推动增长走向更为可持续的模式，它们将增加其他国家的激励，促使它们通过采取新技术、降低增长的环境成本以及抛领先将导致竞争和其他成本但只能使少数人受益的观点来采取和亚洲同样的做法。

说免费搭车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或者跨国协议已不再需要是不对的。但以不得不做和自身利益为推动力的真正平行的进步正在成为最有可能的中期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