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全年都被选举热包围着。菲律宾和台湾选出了新总统，印度和马来西亚产生了新议会和新总理。光九月就有两次更重要的投票：香港的立法会和印尼的总统选举。那里的选民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令人不安的矛盾：亚洲民主越是显得活跃，实际就越是运转失调。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反对党企图用最站不住脚的理由弹劾韩国总统卢武铉；台湾总统陈水扁无法让反对派国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一项简单的法案；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初次上任就酿成了僵局，竞选连任后不久又在推行财政改革时受阻，只有这项改革成功，才能防止菲律宾陷入即将到来的阿根廷式的大崩溃：所有这些都是亚洲民主停滞的有力证明。

如果后果只是僵持和混乱，那这样的政治僵局或许还可以忍受。但长期的对峙已经使很多亚洲国家的信誉受损，它们可能面临暴力，经济发展也大不如前。

实际上，亚洲民主停滞的例子并不令人振奋。举个例子，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党派界线已经使所有选举政府都无法完成任期。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人被迫接受了军事统治的命运。

亚洲的问题源于法国人所说的"同居现象"－也就是直选总统不得不与反对党控制的议会共同相处的尴尬。美国和欧洲的成熟民主可以在"分离政府"的制衡作用下正常运转（尽管共和党几年前弹劾克林顿总统的企图也显示了问题的另外一面），但通常来讲，亚洲无法将执行和立法权力赋予同一个机构是个十分可怕的缺陷。

这种矛盾在政府要推行根本性的经济或政治改革时显得尤为突出。当选总统想采取行动，但议会拒绝通过必要的法律。也可能情况恰恰相反。

这种模式最初始于议会僵局。无能为力的领导人指责立法会不克尽职守，立法委员们则借反对党之口批评总统。最后相互漫骂替代了责任，点燃了人们希望强人（男人或女人）来克服政治分歧的愿望。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实行的短暂"紧急状态"就是这种制度失调的部分结果。

水火不容的政府也被亚洲分裂分子所利用。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反对派维克勒马辛哈总理的政策彻底激怒了库马拉通加总统，导致她解雇了3名政府部长，几乎提前4年再次进行了选举。唯一从中受益的似乎是凶残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尼泊尔的情况也很相似，毛泽东式的叛乱份子利用了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控制了乡下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不管亚洲民主多不稳定，终究也好过独裁统治，像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政府，或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但其危险性在于：削弱的民主不只造成法律受阻和政府低效。雄心勃勃的总统一旦受阻就很容易采取超乎宪法的行动，因为毕竟他们占理，他们是公民直接选出来的。有些总理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泰国独裁总理他信·西那瓦。西那瓦目前面临指控，说他为了追求个人统治，削弱了国家的民主传统。

有了这样的先例和今年选举暴露出的不稳定因素，也许亚洲的决策者应该认真考虑放弃"同居"，采纳选举获胜后名至实归的政治制度。当然，议会政治制度还远没有那么完善。在朝党长期把持议会的国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其政治文化都远没有台湾或韩国那么健康。

但像日本和印度这样的议会民主国家，由当选领导人对国家进行管理，直到有一天他或她的政党或联盟失去立法会的多数席位。这就是说评价政府的标准不再是能否胜过议会，而是能否推行高质量的政策。比起造成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尴尬对抗局面的不愉快的同居政策，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有效，政治上也更加稳定。

相形之下，分离政府造成的威胁可能远远超过议会的喧哗。如果香港选民9月12日选出与北京指定的特首董建华关系敌对的立法会，那么同居现象甚至可能很快影响到香港的准民主制度。印尼也冒着陷入政治僵局的危险，因为现在看来，9月20号的选举很可能从没有控制议会的政党中选出一位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是对的：自我分裂的议会根本站不住脚。在很多亚洲民主国家中，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防止政局的崩溃。

Satyabrata Rai Chowdhuri, 印度大学赠款委员会名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