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时间的死亡过程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尽了最后一份力量，这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实际上，有关阿拉法特的一切都是一场持久战。他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家解放战争，他经受了一系列长时间的围困－1970年的安曼之围、1982年的贝鲁特之围和2002到2004年的拉马拉之围。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相比，阿拉法特的在位时间也是最长的，因为他的寿命超过了三任埃及总统（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其任期还跨越了穆巴拉克执政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五任黎巴嫩总统、三任伊拉克总统、五任阿尔及利亚总统、三任叙利亚总统、三任沙特国王和两任摩洛哥国王，其它国家的领袖就更难望其项背，从美国的艾森豪维尔到布什、法国的戴高乐到希拉克、从中国的毛泽东到继任的三任领导人。今天仍旧在世的政治领袖中，恐怕没有人像阿拉法特这样会见并经历过这么多的世界领袖。

但阿拉法特给我们留下的远远不只是耐力。很多人都说阿拉法特对自己的人民来讲是好坏参半的祝福。他们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两者会同时走到崩溃的边缘。家园被强占后几十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人已经沦为了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有些人继续留在新建国的以色列当二等公民，其它人则流落到阿拉伯乃至整个世界。正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用他一手创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给了他们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最终效果姑且不论，巴解组织发起的武装斗争确实给了巴勒斯坦人生存的力量，把群体和自我的尊严深深地印在了他们心中。人们再也不能忽视他们的事业。还没有任何现代事务能引来这么多联合国决议和国际外交的广泛关注。

如果政治斗争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那么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中当之无愧的大师。四十年来他大权独揽，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严重的挑战。

在国际上，他却无法跟上冷战后时代的步伐。不管是不是要由他承担全部责任，但2000年8月错过了戴维营历史和解的真正机会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一年后连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但那时却为时已晚，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已经更替，他们对团结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阿拉法特的公众空间大幅度缩小，无论从直接还是比喻意义上都不例外。他无力再团结自己的以色列对手，也无力控制赞成自杀性袭击的巴勒斯坦好战分子。他也无法遏制、更无法战胜巴权力机构内部愈演愈烈的腐败。

世界局势也朝着对阿拉法特不利的方向发展，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布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么无论对他还是他奋斗一生的事业产生的影响都十分不利。阿拉法特熟悉的世界也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不可控制、也无法挽回的离他而去。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在阿拉法特垂死之际，世界领袖和媒体重新发现了他作为领袖和个人的重要性。媒体给了他长时间、甚至是近乎饱和的关注，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柯菲·安南和其它人在阿拉法特死后的讲话都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冲突，这样的解决已经来得太迟了。死去的阿拉法特却好像给了巴勒斯坦的人民在他活着的时候无法获得的机会－那就是对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的梦想。这是阿拉法特生命中最后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