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就在几个月之前，这个重要但不为人爱的机构（战后进行全球经济安排的里程碑）似乎注定无能为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左派与右派的替罪羊——为前者替罪，是因为该组织将工作重点聚焦在财政廉洁与经济正统上；而为后者代罪，则是因为该组织的作用在于救援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勉强接受该组织的意见，而不需要资金的发达国家则采取忽略的态度。当这个世界的私人资金流阻碍了该组织对各种资源的处理时，货币基金组织就看似一个时代错误。

而且，当该组织一些最大的债务人（巴西与阿根廷）开始在几年前预付其债务而没有新的借款人出现时，一切看似就像棺木的最后一颗钢钉也被敲上。货币基金组织似乎除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因为收入不济而遭受谴责。该组织将预算缩减，并减小规模，而当新的责任（特别是对“货币操控”执行监控职责）同时赋予给该组织时，其深思熟虑更证明其很大程度上无力胜任。

但这次的经济危机让其倍受鼓舞。在其能干的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上少有的走在国际情势之前的官方机构之一，而不是落后与国际情势。它行动快速地为那些采取“合情”政策的国家建立了迅捷支付的信贷急救最高限额；它热切地支持以世界国民生产总值2%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财政刺激——考虑到该组织以往在所有财政问题上的保守态度，这种姿态是有些非同寻常的。而且，在伦敦20国首脑会议的预备阶段，该组织彻底地对其贷款政策进行了革新，不再强调一贯执行的制约性，让实行了让各国能容易获得贷款的方法。

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伦敦会议上体面登场，带来了更多更充足的资源，以及表明了自己新的责任。20国首脑会议承诺要把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翻两倍（从2500亿美元到7500亿美元），发行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新特别提款权（一种由多国货币组成的储备资产），并允许货币基金组织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资本市场中进行贷款（这在以前从未实行过）。货币基金组织同样被指定成为两个权威机构之一（另一个是扩大化的财经稳定论坛，现已改名为财经稳定理事会），其职责是为宏观经济与财政风险提供预警报告，并发表必须的政策执行提议。

另一个好消息是，欧洲各国现在已经放弃他们对重新任命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声明（正如美国人对世界银行主席的相关声明）。今后，这些高级官员要“通过一种公开、透明与优良品质为先的选举程序”进行选拔。这样能让该组织更好地实行管理（尽管斯特劳斯-卡恩的领导力堪称典范），并将提高两大权威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心目中的合法性。

因此，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感觉自己再次身处经济大宇宙的环境中。它将如何部署其新发现的权力呢？

其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它将再次将其权力与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是在1995年发生的事情，当时货币基金组织开始鼓吹资本性账户的自由化，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候实行过度紧缩银根的财政拯救方案，并试图单枪匹马的扭转亚洲经济。自那之后，货币基金组织就承认在所有这些领域所犯下的错误。但现在仍需观察，它是否在组织内部完全领悟了这些教训，以及我们时候需要一个态度更友好、性情更温和的货币基金组织，来替代先前那个强硬与教条化的组织。

一个颇为鼓舞人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将几乎肯定能在货币基金组织如何运营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这将确保稍为贫穷的国家的观点能在将来得到更多的赞同。

但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文化未能得到改变，那么仅仅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投选权力也就没有多大的用处。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是由很大一批精明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他们所缺乏的是未能过多地去了解并正确评价他们所研究的国家的制度的实际情况。他们的专业素质靠的是其高等学历，而不是由其在实际的政策决策中的成就来决定的。这样就滋生出了的傲慢情怀与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超越了其同行——那些必须在多重的复杂日程中权衡一切的决策者。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在各方面采取主动攻势，如招募人才、员工管理与职位晋升方面。一种解决方案可以是，充分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实际经验的中等职业生涯的员工数量。相对于理论上的知识，这样就能让货币基金组织的员工能更为认知本土知识。

另一种策略是重新配置整体员工，让他们参与实地的“区域工作”，包括那些供职于执行部门的员工。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华盛顿整日趾高气昂的员工而言，这种措施可能会遇到相当程度的反抗。但要正确评估一个地方就必须亲身力行，没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前不久进行类似分权的世界银行，最终在服务客户上有了好转（没有在招募高级人才上遇到困难）。

这是货币基金组织一个重要的时刻。国际社团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着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与表现。要完全获得外界的信任，货币基金组织将需要组织内部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