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川大地震的余波看来已经消失，现在应该看一看这场大地震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哪些冲击。这场地震是否孕育了某些可以加速改革的新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呢？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毕竟，“四人帮”的倒台和邓小平巩固势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等剧烈的政治变化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

    总理温家宝在赈灾中鞠躬尽瘁而主席胡锦涛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二者对比强烈。因此，有人难免想像这场地震或许改变了中共最高阶层的平衡，把由温家宝所代表的自由派势力推向了权力中心。但是这一想法却是天真的。

    与30年以前不同，现今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中并不存在强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当时，毛泽东的文革迫使其大批革命战友走向改革之路。在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官僚喜欢维持现状不变，而且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保护自己。

    尽管温家宝为地震灾民不知疲倦地奔走，赢得了大众支持，但是在官场中他还是处于孤立。而且，尽管胡锦涛难以掩饰其无能，官僚们却无所谓。毕竟，他们并不想要让既有能力又脚踏实地的人来领导。

    但是四川地震对于中国的政治进程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温家宝受到官僚体制的钳制，一直想要通过扩大媒体的开放和透明来加以对付。他试图利用北京奥运会来赋予外国媒体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官僚们还是成功地扭转了他的决定。

    这场地震给了温家宝意想不到的第二次机会。他利用电视及其卓越的表现来证明，现代媒体和信息工具可以限制中国的官僚。这一先例难以逆转，而且会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这一地震加上随之而来的媒体透明让官僚更为负责担当。几万人丧生，包括将近一万名学生，他们的父母难以安抚。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必须重新安置，这需要花几年时间。官僚不得肆意花销募捐款项以及分配的国家赈灾资金。结果，一个有利于承担责任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许有了现实的机会来成长。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将会产生某一具有胆魄和能力之人来承担果敢的政治领导地位。实际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领导人更有可能来自中国蓬勃兴起、但是仍旧受到限制的民间社会，而不是官僚体制内部。

    其中，中国未来政治领导人可能来自正在成长之中的非政府组织。尽管中共使用不同的手段来压制它们的发展，但是四川地震表明中共无法将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加以消除。地震给了它们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而且，前所未有的人有了机会把这一新生的民间社会看作是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积极力量。

    还有一个更大的默默无闻的力量，或许会产生新一代的政治领导人，也就是快速增长的基督教信徒。现在估计他们有两千万人。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乏具有领导潜力的人才。我相信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位于中共官僚之外而立足于各个非政府组织、新兴企业、慈善事业甚至传教士工作之中。在如今大部分封闭的环境中，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身的政治技能和视野。更为开放和透明的公共环境将会帮助唤醒他们的政治使命意识。

    然而我们还是要问：重大政治变革何时会到来？

    温家宝最近在四川题词写到“多难兴邦”。他明显相信中国人还要承受更多的灾祸才能够实现政治进步。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还相信新的一代政治领导人可以在一个更为开放的信息环境中成长。而且我们必须希望，在将来的摊牌中，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拒绝使用人民的性命作为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