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当伊朗选举乱局的尘嚣渐渐落下，西方的观点过于简单生硬：坏人获胜了。当然，支持好人——街头的示威者——是对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用对此后果买单。

如此定式的思维方式忽略了道德和政治的复杂性，或是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果想要真正地解决伊朗问题，我们需要另一种思路。进一步来说，由于内贾德的连任，西方社会又会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来对付这个不受欢迎的政权：加大制裁力度。这样就会把事情弄的更糟。

从这次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我们唯一可以看到的是，伊朗的活跃激进的公民社会。许多伊朗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更加说明了伊朗不像朝鲜那样，完全是一个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虽然经历了多年的神权统治（也许正因为此），伊朗人民仍然是积极公开地参与政治。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希望：变革，现代化，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的开放。实际上，我们可以采取的正确方法就是接受，不是隔离，而是让伊朗更加融入现代亚洲社会的怀抱。

在伊朗人看来，亚洲有三种古老文明：中国，印度和波斯（波斯文明曾经是最伟大的文明），伊朗希望也和中国印度那样获得新生。于是，当西方对伊朗的围堵不能奏效，当伊朗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开放了的中国印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道路。伊朗和中国印度交流越多，他们就越会考虑改变。

同样的，西方社会也要试图和伊朗社会重新接触，目前美国和伊朗没有外交关系是其中的一大障碍。美国的观点是，如果和伊朗建交就意味着对伊朗某种行为的认可。实际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外交的目的是为了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能够互动，而不是在友好国家之间。对自己的朋友们而言，外交豁免权无从谈起。只有敌国之间才会这样。可悲的是，美国政客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国内民众告诉这个常识。

美国也可以从过去的一些事例中得到启发。三十年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耶路撒冷进行访问，很多美国人对此一片欢呼。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埃及人非常反对他的做法。

让我们回想一下在中美建交之前，理查德·尼克松对进行了北京的访问。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们过去曾经是敌人，我们如今依然分歧严重，我们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原则，彼此都不愿意作出妥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缩短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就应该架设桥梁来彼此进行对话。”

在对待伊朗问题方面，西方社会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政权结构方面，对一个外人来说，几乎不可能读懂伊朗真正的内部政权架构，目前世界上普遍看法是，内贾德仅仅是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棋子。哈梅内伊任命副总统来制衡内贾德（虽然他随后撤销了任命）。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这个政权出现了分歧。

这种分歧给了伊朗新兴势力崛起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和伊朗各个阶层人士接触。伊朗学生应该被鼓励访问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有进一步深造学习的机会。他们就可以从印度和中国的学生那里感觉到对本国未来的信心，这就会让他们反思为什么伊朗的年轻人对未来如此的悲观。

最后，正因为西方社会的制裁越来越起不到效果，这也是他们必须改变方式的原因。西方国家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12%。世界的中心正在慢慢远离他们。2009年7月，不结盟国家组织（由118个国家参与）决定下次会议在德黑兰举行。这也是给了世界另一种角度来解读伊朗社会的机会。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制裁伊朗，这将没有任何用处。唯一的好处只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会感觉好些。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真正做好事还只是为了感觉良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