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 ——

全球金融危机大行其道，大西洋两岸的竞争政策显然受到了巨大压力。竞争政策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实施扭曲援救措施，并叫停合并以保护金融机构。事实上，大量政府资金及其它补贴已打破了市场平衡，使得最后更好资本化的是经营不善而非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

这对银行业等部门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外界对业内机构运行状况的看法正是其竞争力的根本。在英国公平贸易部（ Office of Fair Trading ）的强烈反对下，劳埃德信托储蓄银行（ Lloyds TSB ）收购了英国处境困难的最大抵押贷款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 HBOS ）。该部曾于 2001 年禁止后者收购阿比国民银行（ Abbey National Bank ）。而在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却因摩根大通（ JP Morgan ）以及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各受命收购贝尔斯登（ Bear Stearns ）及美林（ Merrill Lynch ）而进一步巩固，其结果便是在幸存的金融机构中缺少足够竞争。

过去，竞争政策仅针对个别危机，但现在系统性危机却同样对此有了要求。银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亦是如此，而汽车制造业首当其冲。政府的大力补贴保存了效率低下的企业，但却影响了高效企业的发展，更有甚者，可能限制了新企业进入市场。与此同时，从欧宝（ Opel ）收购案来看，欧盟各国正争先恐后出台补贴政策以将汽车业产能调整成本转嫁至周边产业。

但是，银行业以及汽车业通过强强联合来降低潜在的过剩产能有可能产生长期的反竞争市场结构。该种结构限制市场准入，无视市场规律，消费者将因此受累。

正是金融、汽车等行业大型企业的庞大规模及其巨大市场力束缚了政府管制干预的手脚。事实上，美国投资银行业不断游说政府放宽严格的金融监管，人们普遍认为这正是当前危机爆发的一项诱因。此外，许多人都认为，银行业本身就对应对此次危机的各种措施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在运行效率及向顾客传递价值方面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其影响仍不容小觑。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似乎跟不上消费者需求，但人们却在讨论是否应要求它制造更多高效能汽车。

如果大型企业利用政治及法律影响依己之愿瓜分市场，并因此限制本行业市场准入，将成本转嫁到社会的话，就有必要对竞争政策做一个全新认识了。不过，到头来或许仍有些似曾相识。

反垄断政策发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那时，企业过于庞大滋生了权力集中，政府便因此对大型企业顾虑忡忡。此种类似平民主义的观点日后便由强调效率的反垄断观点所取代。反垄断观要解决的不是某一具体行业本身的规模问题，而是市场力。因为正是后者抬高了物价，并有可能影响市场多元化及企业创新。在欧洲，流行的同样是竞争政策上的“效率观”。

然而，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这种因企业潜在过大影响而限制其规模的平民主义反垄断观是否有所裨益。取得行业主导地位的企业可能会操纵社会，超大型企业也有能力左右市场并以社会最为代价进一步追逐自身利益，这都是问题。那种认为通用汽车（ GM ）与美国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说法即便在过去有其理据，但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站得住脚。

要知道，发现问题与着手解决问题是两码事。政府能够通过适当监管（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辅以系统性收费）使企业自我负担强加给社会的成本，但如何解决庞大规模所带来的“过大”影响仍不甚明朗。

过去曾有种种努力希望通过民主程序来确保强大的游说团体所要求的政府监管与社会福利相适应，但现在，通过限制企业规模来抑制权力集中这一切中要害的做法宣告了前者的破产。 然而，如果无

法实行有效的抑制与平衡，那么，十九世纪的反垄断风潮卷土重来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