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继续艰难行进，人们越来越担心它们正面临日本曾经历过的“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不幸的是，相关讨论过多地关注政府通过预算赤字与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的措施。这些问题虽然具有短期的重要性，但正如所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的，经济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

毫无疑问，日本1992年遭遇的金融大危机是一次重击，日本至今尚未恢复。与此同时，它当前与美国和欧洲的相似之处也令人不安。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与欧洲似乎将面临缓慢的信贷增长，原因是它们采取了必要的金融监管加强措施，以及它们的经济过度杠杆化这一事实。在经济愈合过程中，绝无捷径可走。

但在评定日本的经历及其当前意义时，必须认识到，日本一落千丈的原因不仅在于其金融危机。日本同样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生产力冲击，这与其长期问题密切相关。即使日本从未经历过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其邻近大国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将带来巨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之初，日本在全球出口市场的统治地位早已被削弱，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亚洲较小邻国的崛起，包括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然而，中国带来的挑战却全然不同，相应调整也将更费时日。

除此之外，即使日本从未经历过金融危机，它也将被其不利的人口特征所困扰，因为它正面临了人口老龄化和萎缩的问题。最后，日本经济过去的超高速增长的基础在于惊人的投资率。但由于生产力最终必须取决于创新而不仅是更多的建筑与设备，投资回报在某种程度上难免将有所下降。

原则上，日本的经济弹性在金融体系改善的情况下将进一步提高，从而应对此类生产率增长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日本经济过去的极高增长率或许将急剧下跌。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助长而不是直接引发了其它金融衰退。

美国20世纪30年代遭遇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也与此相关。再一次地，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起伏变动上。然而，“新政”（New Deal）经济政策在扩大国家职权时通常引发了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它至少将暂时阻碍生产力增长。

眼下，美国似乎朝着更为温和、更为欧洲式的方向发展，它将提高税率并可能加强监管。美国政府的支持者或许会强烈指出，美国正着手解决拖延已久的收入不均等问题。然而，美国一旦在未来十年内面临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危机是否是罪魁祸首？

同样，欧洲最近的存在主义身份认同危机再次带来了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欧洲一旦在未来十年内面临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危机不应受到一切指责。

从短期来看，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必须谨慎避免日本遇到过的通货紧缩，因为这只会降低相对于债务的收入，从而加剧债务问题。事实上正如我在危机之初所指出的，利用两三年时间略微提高通货膨胀率并全面实行债务紧缩，这是大为有益的，特别在实现必要的债务减记时政治、法律和监管体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运行不畅的情况下。

由于信贷市场受挫，有必要进一步实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就财政政策而言，它早已全速前进，因此在未来几年内需要逐步减速，以防眼下棘手的政府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有人（常带有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我们必须采取更符合“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应该忽视政府债务。在我看来，他们正在惊慌失措。

最后，有必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维持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活力，可以谨慎采用反托拉斯政策和简化税制为手段。

无论结果如何，推断生产力趋势的难度极大，它取决于（事实如此）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过一个著名问题，即电脑与技术的传播是否将导致“底端成长”（bottom-line growth）。克鲁格曼1990年经典著作《预期消退的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的书名正体现了这一主题。

最后，决策者必须谨记：无论美国和欧洲能否躲过“失去的十年”，这取决于它们保持自身经济生产活力的能力，而不仅是短期的需求刺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