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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危机

伯克利—现在,在我书桌的左后角摆着三部新书: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的《战争》(The Battle)、穆雷(Charles Murray)的《崩溃》(Coming Apart)和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的《匪之国》(A Nation of Takers)。总的来说,它们代表了重要的思想动向,这也恰好是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对治理经济鲜有建设性意见、在美国选举舞台上频频败北的重要原因。

但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我们所谓的现代保守主义是如何在19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起源的。一些人——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和萨伊(Jean-Baptiste Say)立刻出现在眼前——认为当市场或生产出现了暂时性的干扰时,政府应该安排失业者去建设基础设施。但他们的观点被西尼尔(Nassau Senior)反对,他认为就连食品救济都不应该有:尽管数百万人因爱尔兰土豆饥荒丧命,但“这远远不够。”

早期保守主义的主要卖点是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让穷人变富,他们就会生更多孩子。结果,农场规模会下降(因为土地得分给越来越多的子女),劳动生产率会下降,而穷人会变得更穷。社会保险不但毫无意义;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让人们尊王(从而尊重产权)、尊父(从而不会轻率早婚)、尊宗教(从而畏惧婚前性行为)。接着,只要女人在一半或以上的育龄时期严守贞洁,新增人口就会减少,穷人所处的环境就能尽可能地改善。

快速地浏览一下二战前150年中的美国,看看芝加哥学派对罗斯福新政这一社会保险新形式的最初批判——它形成了阻碍经济创新的“等级”(notch)。弗里德曼和其他人指出,政府告诉穷人:赚多点钱,我们将剥夺你的免费房子、食品券和收入支持。人是理性的,弗里德曼说,因此如果没有好处或好处不多,他们是不会长时间工作的。

19世纪初马尔萨斯派保守主义对社会保险的批判和芝加哥学派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芝加哥学派的批判有这样一个要点:为“相称的”穷人提供公共支持,在他们开始自立根生时撤掉支持,这样做会破坏激励,不可能形成好的结果。

1970—2000年,保守派(他们想让政府停止鼓励伤风败俗行为)、中间派(他们想让政府把钱花在刀刃上)和左派(他们想减贫)组成了广泛同盟,把“等级”从社会保险体系中逐出。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甚至小布什诸位总统及其支持者创建了当前的体系,税率和起税点不再起到抑制企业的反激励效果。

那么,美国新一代社会保险的保守主义批判家看到了什么问题?产生马尔萨斯式崩溃的不是穷人的生活水平较勉强维生有所提高,让人们几乎无酬工作的也不是税收和取消福利。

在埃伯斯塔特看来,问题在于对政府的依赖在让人民变弱,太多的人仰仗政府过活。在布鲁克斯看来,问题在于知道公共项目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导致民众把选票投给非共和党候选人。在穆雷看来,问题在于社会保险意味着做得不好不会导致崩溃——我们需要导致崩溃的坏行为,这样才能让人们不再做出坏行为。

关键点在于,美国保守主义精英相信布鲁克斯、埃伯斯塔特和穆雷。眼下,罗姆尼相信他之所以输掉2012年总统大选,是因为奥巴马不公平地给了拉丁裔美国人健康保险补贴,给了妇女免费的生殖健康保险(不含流产),还给了其他群体类似的“礼物”。他绝不会“让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承担个人责任,看好自己的生活。”

事实上,不论哪位候选人,让拿政府福利的美国人相信他们与其说是受助者,不如说是依赖者、相信把票投给让他们生活更好的政客是不对的、让他们相信好的公共政策应该造成而不是避免人类灾难都不是易事。美国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不在于候选人的选择或是说辞的语调,而在于他们的想法不具有政治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