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撰写“历史的终结”一文时，我没有料到美国的行为和错误判断竟会使反美主义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标志线。但特别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这一事实已经摆在面前，究其原因与布什政府所犯的四大错误有关。

首先，为回应2001年袭击制定的“先发制人”的总体策略被不恰当地扩大到涵盖伊拉克和其它威胁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其它所谓“流氓”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用先发制人的策略对待挥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国家恐怖分子是合理的。但这样的策略却不能成为所有不扩散政策的核心，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四处进行军事干预，目的是防止核武器的发展。

执行上述政策的成本太过昂贵（在伊拉克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和数万平民的伤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布什政府也因此躲避与北朝鲜和伊朗的军事对峙，尽管美国对以色列1981年空袭伊拉克的奥西拉克反应堆表示赞赏，因为那次行动使萨达姆的核计划延迟了几年之久。但归根结底，那次袭击的成功本身意味着这样有限度的干涉不可能复制，因为可能的扩散者都学会了埋藏、隐蔽或复制它们新生的武器计划。

重要失误二是错误地判断了世界各国对美国行使霸权可能做出的反应。布什政府中很多人认为即使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或北约的批准，出兵成功也会让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变得合法化。这在冷战期间和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是许多美国行动的惯用模式，那时候，人们把这称之为“领导”而不是“单边主义”。

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相对于世界其它国家力量变得如此强大，缺乏协商互动即便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来说也成为了愤怒的源泉。全球权力分配所引发的结构性反美运动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非常明显，这与克林顿在任时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布什政府上任后“当面”对很多国际机构不理不睬使反美情绪进一步恶化——这种模式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仍然得以延续。

美国的第三个错误是过高估计了传统军事力量在对待国际政治中典型的弱国和跨国组织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至少在泛中东地区的确如此。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军事力量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并且在军事上所耗资金相当于所有其它国家总和的民族，在长达3年的占领后仍然不能在一个只有2400万人口的小国实现和平。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所面对的不是能执行规则的集中的社会力量，因此也就无法通过传统军力对它们进行牵制、强迫或者操纵。

在认为能够利用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去年夏天的黎巴嫩战争中摧毁真主党的问题上，以色列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以色列和美国都非常怀念21世纪的民族国家世界，它们有这样的想法顺理成章，因为在那个世界里，它们所拥有的传统力量最容易发挥作用。

可是怀旧情绪使得这两个国家错误地估计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把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连在一起，还是把真主党与伊朗和叙利亚扯到一块都是这种错误的典型表现。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这种联系的确存在，但网络之中的各派势力有着它们自身的社会根基，而并不单纯是被地区力量操纵的木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使用传统力量只能带来令人沮丧的结果。

最后，布什政府对军力的运用不仅缺乏强制性的策略或规范，单就实力而言也明显不足。仅就伊拉克来讲，布什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力量，也未能制定充分的占领计划，而后又在情况发生时未能迅速地适应调节。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在伊拉克所有简单问题，比如为民主宣传筹集资金上暂停了一切运作。

执行方面的受阻带来了战略性的恶果。那些高声呼吁对伊拉克作战，而后又把局势搞得一团糟的势力现在又在煽动对伊朗作战。世界其它国家凭什么要相信这些人在与更大更坚决的敌人作战时能处理得更好？

但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是国际体系中不平衡的权力分配。任何与美国有同等地位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都会经不住诱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的支配权力。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同样认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即使在政治上合理合法，同样也充满了危险，也正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才建立了内部分权的宪法制度，以便对领导人进行牵制。

今天全球范围内并没有这样的体系存在，这也许可以解释美国陷入麻烦的原因。更为均衡的权力分配，即便在不完全民主的全球体制下，也会减少放弃谨慎使用权力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