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当美国例外论喧嚣尘上之时，它就变为了一场人们应当躲避的海啸。目前，英国石油公司便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场破坏墨西哥湾沿岸社区、并为海洋生物带来灭顶之灾的环境灾难是一次重大的全球悲剧。英国石油公司必须为此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罪责。同样，以此类推的话，诸如越洋和哈里伯顿这样的美国公司也难逃其咎（这两家公司也参与了这一以悲剧收场的事业）；不过，看起来它们的国籍使其逃过一劫。

英国石油公司负有重大的企业责任；同样，在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工厂造成化学灾难（灾难初期有三千人遇难，其后数年可能又有一万五千人丧生）、以及1988年在北海导致阿尔法钻井平台事故（事故造成167人死亡）的美国公司同样责任重大。在美国，企业罪行并非从无先例。

在向所谓的外国企业——英国石油公司发起攻击之前，美国的政治家们或许也应稍作停顿、反思一下美国国内政治与石油产业之间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肯定是造成深海石油钻井规制松弛的最重大原因之一。

以上所言并不能为英国石油公司在工程方面的失误以及该公司拙劣的公共外交开脱；我也不打算淡化已发生事态的恐怖程度。不过它却能提醒我们，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但该国同样也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狭隘与民族主义色彩。美国对于海外所发生事态的了解是有限的，而且这种了解时常还被简化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漫画式描绘。

美国人将英国石油公司视为一家英国企业，也知道英国地处欧洲。他们似乎还认为欧洲已日渐式微，欧元正如其古代建筑一样土崩瓦解。欧洲是一处历史遗迹，虽早已毁灭，但仍自我标榜。

正如英国石油公司一样，欧洲也存在着问题。不过我们无法接受那些连护照都没有的美国政客，以某些欧洲人士以往专门用来描述乔治·W·布什政府及其政策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讥讽口吻，对我们加以贬低。

尽管欧元苦难重重，但欧盟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的经济规模比美国更大，它近乎中国的两倍，是印度的四到五倍。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而且它在应对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上升过程中的表现也远强于美国或者日本。在1999年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从5.1%上升至12.4%，日本的比重则下降了四个百分点，美国的降幅更是接近七个百分点，从18%降为11.2%，而欧洲所占比重仅仅下降了2.4%，由19%降为16.6%。

在所有大国中，欧洲拥有最好的环境记录；它是贫困国家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在政治上也具有稳定性。欧洲的问题正是其所相信自身所取得最重大成就的一部分。欧洲人认为他们享受着全世界最高品质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自由与社会团结的融合。福利民主制度与多元主义、法治以及源远流长的文明携手共进。

沾沾自喜的情绪使我们产生了抵触，拒绝接受那些为维持我们的生活标准和品质所必需的变化。我们这种理所应得的观念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偿付能力。

因此，今日许多欧洲国家正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公共赤字，加上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以及日渐老龄化的人口，我们可能将会发现欧洲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被其竞争者们越甩越远。

引入欧元正是为了刺激那些活力和竞争力较弱的欧洲经济体，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的南部，人们希望以此降低它们的开支、增强其竞争力。这样，它们将能与诸如德国这样更具效率、且管理更为审慎的经济体并驾齐驱。

但愿望并未化为现实。特别是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这几个国家，听任伴随欧元引入而来的低利率为其国内景气提供动力。远远没有完成结构改革的这些国家，其国内薪酬和成本激增，它们相对欧洲那些经营更好的经济体的竞争力反被削弱。例如，西班牙和德国在成本效率方面的差距可能超过20%。

这便是欧洲如今正在面对的危机。我们如何才能推行那些可将公共支出削减至自己可以负担的水平、并提升自己在国际领域竞争力的改革呢？我们需要将单一市场的范围扩展至服务和能源领域，还需改变难以负担的丰厚养老金安排，加大研发投入，改革大学，并使更多资金流入诸如环保技术这样能创造就业的未来产业之中。

欧洲例外论是一种认为我们在创造价值和繁荣方面胜人一筹的观念，它与美国例外论一样是个问题。若躺在过去的成就之上，我们将无法在未来实现繁荣与兴旺。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欧洲人必须适应这一点，迎接它所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尽管欧洲的往昔或许与它的遗迹一样恢弘壮丽，但我们却不能永远生活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