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美国喜剧明星格鲁乔·马克思一直是我最钟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其中一条笑料道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所谓教条化的信仰——为何失败的核心原因，而这个信仰曾被他的同族人卡尔·马克思所利用，令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饱受折磨。

 “你到底要信谁，“格鲁乔曾经这样问道，“是我，还是你自己的眼睛？”对于成千上万名生活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来说，问题中的“我”是一个用极权主义或者强权主义来进行统治的独裁者或者政治寡头集团。你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不重要，你必须接受世界就是他们所说的样子。执政党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实。

在中国，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把这个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众所周知，他是个“凡是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就该一心一意遵照毛主席曾经指示的去办。

而格鲁乔则向这种“凡是主义者”提出了两个无法回答的难题：首先，你的两只眼睛和理智相当肯定地告诉你自己，类似“国家消亡”和征服市场需求理论这号共产主义田园牧歌式景象将永远不会到来。共产主义更像天边的地平线，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而如果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在北京中央党校——这个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教育机构——进修的人之中究竟有多少会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形式的中国即将消亡，或者总有一天会消亡，这都会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格鲁乔难题在现实中的第二个体现，则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民都很快发现，他们丧失自由的痛苦并没有换来更多的繁荣或者更高的生活水平。生活在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越多看到西方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他们就越质疑自己的社会体系。在阿奇·布朗的权威性著作《共产主义兴衰论》中就记述了出国访问是怎样打开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眼界，令其发现了一生寄身其中的社会体系的失败之处。

因此在政治范畴内，理性既战胜了那种追求遥不可及目标的信念，也击败了那种为这一追求而放弃某些权利的自欺欺人之举。虽然中国和越南这类独裁政党统治下的国家最终生存了下来，但这并不是通过笃行共产主义那一套，而是依靠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最终保住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而民主国家这一边，人民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智，根据他们亲眼所见来作出选择。当你不喜欢某届政府，你可以将这些混蛋赶下台，而不必去推翻整个政体。改变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一场彻底革命。但人们也不应认为民主国家里的政治争论就总是建筑在理性之上的，或者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制度必然会令人民变得更加理性。

有时候理性确实能够获胜，正如最近一届印度大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也无疑是个崇高的理性时刻。然而，在目前关于美国医疗保健改革的争论当中，理性似乎没占到什么便宜。

局外人，甚至是仰慕者们都经常感到诧异——美国这个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度、一块由各大洲移民居住的大陆怎么会在某些问题上显得如此狭隘而不理智。美国的枪支法令我们摸不着头脑，我们也曾震惊于乔治·W·布什总统在其第一届任期内那种对科学的敌视态度，比如此人在气候变化和达尔文进化论上竟会如此顽固不化。而对医疗改革的反对，也引起了我们同样的困惑。

众所周知，除了巨大的财富与其不断创新突破的医药研究之外，美国的医疗体系其实非常糟糕：它异常昂贵，并且花费高得令工作场所健康保险体系都负担不住。穷人缺乏保护，很多疾病也不在保障范围之内。总的来说，美国的健康统计数据比其他类似国家都要差得多。

但即便如此，奥巴马试图改革医疗体系的举措还是遭到了近乎疯狂的反对。有人说他的提案意味着国家在谋杀那些年老的公民。并认为政府这种由各州提供财政支持的医疗体系将等同于把苏联社会主义引入美国——就像已经明确存在于加拿大和英国的那样。那么此举究竟有没有让多伦多和伦敦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还是创造了一个面向所有人，更好、更经济实惠并且值得信赖的医疗体系呢？

如今在美国国内，理性似乎正举步维艰。也许只有这样一个国度才能孕育出格鲁乔这种能深入思考教条主义的奇人。但能够肯定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关照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问题非常有必要得到人们严肃而周全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依据必须是人们的亲眼所见，而不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党派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