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

西方已陷入了债务危机。众所周知，8月2日，美国几乎要违约了，情况十分紧急。而在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债务平级从AAA下调到了AA+。在欧洲，即将卸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呼吁成立中央化的欧洲财政当局，以应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中某个或多个国家违约的情形。

欧洲和美国都能从美国历史中汲取教训：美国创始人受到了数不尽的爱国崇拜，但事实上他们是在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中建立美国的，而从很大程度上说，这场危机正是产生美国的原因。我希望今天的危机也可以成为类似的政治创新的诞生温床。

1783年摆脱英国独立后，美国各州拒绝偿付它们的独立战争债。一些州实属不能，其他则纯属不为。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就像今天的欧盟一样，没有税收和其他当局。美国无法解决其自身的财政问题，最终，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一再发生的违约）催生了1787年费城会议，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美国。

此后，在1790—1791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解决了这场历史上成功建国过程中的危机。在汉密尔顿治下，美国财政从18世纪80年代的一片狼藉变成了90年代的欣欣向荣，并实现了与政治的和谐相处。

为了理解汉密尔顿的成就——从而理解其对现时代的重大意义——就需要理解独立战争债的规模。一些州实在是没有资源可以用于还债。一些州试图还债，但并未采取征税的措施来为此融资。也有一些州（如马萨诸塞州）试图征税，但被公民拒绝。

事实上，一些征税措施甚至受到了暴力抵制。在许多州，负债农场主用血肉之躯阻止了偿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萨诸塞州的谢伊暴乱（Shay’s Rebellion）。

即使是通过法庭判决生效的私人债务偿付机制也失去了效力。后来成为美国宪法主要起草者的麦迪逊试图借钱购买弗吉尼亚州边界一块土地，结果以失败告终，因为贷款人不相信弗吉尼亚州法院能保证他收回贷款。华盛顿由是哀叹，美国不是“值得尊敬的国家”。谢伊暴乱令他忧心忡忡，从首次退休中复出，主持了1787年费城会议。

如今，美国宪法最令人称道的部分是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第一次十款修正案中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是，当初起草时，美国宪法的关键作用是政府债务偿还制度。宪法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级政府，有权铸造稳定货币、借入并偿还债务（包括各州违约的独立战争债）。

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后，华盛顿成为总统，他任命汉密尔顿（当时还不到四十岁）领导财政部。当时汉密尔顿并不是财政界人士——独立战争期间他是华盛顿的参谋长。他具有快速学习的能力：需要掌握兵法时他就读军事手册；需要成为理解财政的国家领导人时他就读财政著作。

但是，两位军人在使美国成为财政上“值得尊敬的国家”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并不是偶然。两人都认为，一个财政强大的美国才能拥有必须的抵抗欧洲势力的军事实力——两人都认定欧洲人会卷土重来，再度踏上美国的领土。

但如何获得用于偿债的美元是个棘手问题。他们没有削减政府资金或改变其用途的权利。汉密尔顿知道，错误的税收政策会令已然脆弱不堪的经济雪上加霜。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朝进口品和非必需品（比如威士忌）征税上。

此外，汉密尔顿需要国会批准联邦政府对各州债务的评估，一开始，这亦非易事。一些州（比如弗吉尼亚州）已经偿还了很大一部分债务，其他州的债务则已经成了纽约投机客的财政游戏。结果，许多州担心联邦评估意味着它们的税收会被用于偿付北方投机客或大型借款人（如马萨诸塞州）。

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几个债务不高或已得到偿还的南方州朝汉密尔顿的首个评估报告投了反对票，并成功使其流产。这些州被认为顽固不化，很可能会导致这一年轻国家的崩溃。

南方领导人杰斐逊和麦迪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评估计划，麦迪逊更是国会枪毙该计划的关键人物。但后来三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并达成和解。杰斐逊和麦迪逊比希望美国首都设在北方，而汉密尔顿勉强同意从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划出一块土地作为首都。作为回报，杰斐逊和麦迪逊保证会赞成联邦政府评估并偿还各州的违约债务。

在重大妥协达成后，一个财政上负责的国家产生了。尽管代价高昂——在最初几年，初出茅庐的联邦政府的一大半支出都用在了偿还债务上——但美国经济从18世纪80年代的萧条泥淖中走了出来，迈向了增长繁荣。

与今天比起来，汉密尔顿身上的担子既轻又重。说其轻，是因为汉密尔顿别无选择：既不能调整所得税率无权削减支出。说其重，是因为当时美国前途未卜，没什么国家信誉可言。

当今的态势与18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谓截然相反。如今的美国（从最新的情况看，是全世界）难以想象美国违约的情景，因为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担忧。

如今的美国人也知道必须做点什么：权利削减加增税而已。欧洲人也知道，必须建立新的平衡。但是，除非欧洲和美国领导人具备了开启现代版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三人密谋的权力和决心，否则这两大地区的债务问题将继续恶化其立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