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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重重的美国选择

纽波特海滩—关于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传统智慧只能说是部分正确。是的,经济问题将在结果决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但下一个阶段——在日趋丑陋的竞赛中获胜的那一方是否拥有采取与其对手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奢侈——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

新总统的任期将从2013年1月开始,与目前奥巴马和罗姆尼竞争口号中所描述的情形相反,上台者将会发现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用于调整经济政策。事实上,美国的潜在分歧随处可见,选民们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伴随着范围甚广的类似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上;而在这方面,候选人之间的分歧将产生重大后果。

不管谁当选,都将在明年面临经济增长只有2%的局面,并伴随着完全停滞的风险。失业率仍处于过高的水平,大约有一半的失业者是难以找到工作的长期失业者——要是我们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美国人也算上的话(理应如此)这个比例还会更高。

经济的财政面也值得担忧。财政赤字将继续在10%GDP的水平上徘徊,令人对美国中期债务动态愈加担心了。银行部门仍在“去风险”,因此限制了流向中小企业、提振招聘和产房设备投资所必须的信贷流。而家庭部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也只进行了一半。

政策面也同样令人不安。在犹豫和扯皮了太久之后,美国国会将发现,不能在拖延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了。与此同时,美联储翻唱的激进主义——包括不断延长的“摸石头过河”措施清单——收效将越来越少,而成本与风险将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运行的全球环境也越来越困难。在未来几个月中,欧洲债务危机极有可能会继续恶化。由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减速,同时有意义的多边政策协调始终不够充分,主要贸易大国将竞争一块不再变大的饼,因此保护主义压力将会大增。

因此,不管现任总统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在11月胜出,新总统都将受到双重压力的约束——一边是急需稳定经济,一边是长期改革。而在欧洲危机和世界各国同时放缓的压力下,两位候选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重建就业创造活力和金融稳定,至少在任期开始时是如此。

在寻求短期经济刺激和中期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步骤是合理处置因暂时性减税政策到期结束以及深度跨部门削减支出自动开始所导致的财政悬崖。在这方面失败将大大增加美国陷入全面衰退的风险。

深度中期预算改革是应对国会一再不作为所造成的问题之所必须。此外,如能了解到真实的数字,下任总统很快就会认识到,正确的税收和支出改革之路已经非常狭窄,远非今天竞争性政治口号所描绘得那样宽阔。这绝对不是一个要么/要么命题。

财政改革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在这方面,奥巴马和罗姆尼必须排除万难,实现增长和就业创造。与房地产、劳动力市场、信用中介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一样,在这一领域,办法并不像政客们希望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点改变都无法做出。改变的空间是有的,这反映出一个事实:总体经济趋势将伴随多重水平不同速度的动态。根据技能和教育程度的不同,失业率存在持久差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正在创出历史记录——从分配效应看,任何经济决策都将伴随着社会调整的需要,这种需要可能是直接的,但更多情况下将是隐含的。

在经历了过度杠杆化、债务创造和信贷泛滥、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顶峰的“时代”后,美国仍然面临着一项艰巨的挑战——如何分配持久抑制投资、就业和竞争力的累积损失。到目前为止,国会的过度政治极端化已经产生了让承受能力较弱者经受更多调整负担的效果。

在理想世界中,美国新总统应快速实施两步走计划以重塑就业活力、重振金融稳定性。首先,他应该设计可行而令人满意的全面经济政策计划组合——在这方面,做出重大不同的空间是有限的。其次,对于这些经济政策,应辅之以明确的社会政策组合——在这方面,潜在改变空间极大——以满足公平负担共担的需要。

其实,此次选举绝非选择外包和增税还是福利改革;选择政府控制生产还是自由放任私人部门活动;选择就业创造还是免费搭车等热门话题。此次选举中兹事体大者在于它所伴随的社会公平、福利、平等呢个性以及富庶文明社会行为准则等概念。

这是一场事关社会责任的选举。所谓社会责任,即社会支持因并非由其自身造成的错误而承受寻找工作、实现收支平衡压力的群体的义务。这场选举事关通过让他们获得健康保险保护社会最脆弱群体。这场选举事关改革让美国年轻人落于人后的教育制度(以及向需要者提供合适的再培训)。在诸多公平和公正问题中,让富人回馈给他们带来不可想象的财富的制度才是此次选举的重点。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分歧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这里。竞选活动越早以此为重心,美国人民就越有可能做出信息更充分的选择,从而采取必须的集体行动让美国免蹈倾覆之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