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世界发达国家都自认为是社会民主政体，奉行混合经济体制，由庞大的政府实行多种社会福利和保障体制，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调节进行大部分社会财富和生活物资的分配调节工作。美利坚合众国也许略有不同，真的吗？不管它过去如何，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决定是否成为一个社会民主政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社会民主体制？

过去，至少从以往种种传说来看，美国几乎没有发生过“整体下流”的情形。相反，在美国内战前，你可以从劈铁轨开始，接着迅速转战到西部地区，在前线一举获胜，最后问鼎白宫成为总统——如果你叫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在二战时期，你可以在工会联盟的制造企业中保全一份蓝领工作，或辛苦爬至管理机构最高层，享受良好的职业保障，相对丰厚的薪酬，以及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生涯。

但这些传说至少一半被神化了。向西北地区进军得付出昂贵代价，隐蔽的篷车造价不菲。即使是在后二战时期，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大多为白人男性——才能在大规模资本集约型的工会联盟制造企业，诸如GM, GE或者AT&T中获得一份收入不错且安定的工作。

但若这种说法一半是吹嘘，那么还有一半总是真的。尤其在二战后的几年内，多数未受教育或不依赖家庭生活的美国人，都能找到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过上经济稳定、安全有保障的生活。即使是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也通常无须承受什么经济风险：上世纪60年代已婚男性的平均失业率只有2.7%，找份新工作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大约就是在1948年到1973年这一阶段，社会学家们开始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了。

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后二战时期是个参考点，尽管这多半是段非正常的时期。在二战刚结束的十年里，由于美国市场与战后萧条的欧洲大陆市场的完全隔离，海外竞争实质上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反而刺激了人们对于汽车、洗衣机、冰箱、割草机、电视机等批量化生产的产品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在战时已经被压抑过久。

政府随即回来使用政策指挥棒，开始实施一个有关费用和调查发展的永久性军事项目，并将此项目持续在民众的工作计划和郊区化项目中推进，并得到了联邦高速公路项目的支持，资助人们向联邦房屋管理局进行房屋贷款。由“新政主义”提出、并在二战中得以发展的监管机制和行为准则得以全部生效。它们包括：社会安全、工会劳动力关系体系和市场规范。

在无海外竞争的环境中，在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加之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有效调节，以及大规模的私人保险（在欧洲却是公共社会保险），以上四者合在一起，使二战后的美国不费什么成本，就得到了社会民主体制的诸多效益利润。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根本不用在机会和保障之间权衡两难，因为美国对这两种情况有给予优先照顾。公司福利资本主义代替了欧洲模式中政府调控的社会民主制度。

美国因此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独享着自己的（市场）蛋糕，其同时也并合了一个机会与创业的保障体系。看起来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政府一手操办的社会民主体制几乎无甚压力。既然如此，何须费神再加一个新体制呢？

只因如今形势不同往昔。通用汽车公司已不再代表典型的美国雇主。沃尔马已经取而代之。私人企业正在通过不断减少其员工的固定福利，如养老金、健康保险及其他形式的保险，以减低经济风险。

日益突出的收入不平衡矛盾提升了经济游戏的投资额度。一个不能平衡国内财政情况的国家不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事实上，前美国联邦储备主席保罗·沃尔克已经预见到这一点，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情形岌岌可危，将难以承受货币危机，其在未来几年中发生的可能性高达75%。

美国的下一代将会是替大部分美国人承受“整体下流”的一代。由此产生的政治斗争将会决定，美国究竟是越来越靠近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规范，还是另辟蹊径，找寻能承受美国的高经济风险和悬殊的贫富收入差距，并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