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气氛毫不奇怪地显得非常糟糕。那些认为全球化、技术和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世界的难题的人似乎都不出声了。受到指责最多的是那些银行家。在次贷危机、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灾难和股市低迷的背景下，这些“世界统治者”似乎没有像他们前一段时间那样无所不知了。但是在今年的达沃斯被关进狗屋里的不仅仅是这些银行家，还有他们的监管者，也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参加国际会议的人都习惯于听美国人教训其他国家要更加透明。在达沃斯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人。我听到了常有的质疑声，包括一位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在这些告诫方面叫嚷得特别厉害的前财政部长，喋喋不休地要求主权基金更加透明（但却没有提美国或欧洲的对冲基金）。

但是这一次，发展中国家会忍不住站出来批评他们这种说法的虚伪性。甚至对于美国目前正面临的困难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是比较克制的，因为他们担心这种下滑对于他们自己经济的影响。

难道美国没有告诉其他国家让美国的银行进入它们的市场以便教它们如何经营它们的业务？难道美国没有吹嘘过它出色的危机管理体系，甚至制定了一个新的监管体系（称为第二代巴塞尔资本协定）？第二代巴塞尔资本协定已经死了，至少要等到对目前危机的记忆消退的时候才能复活。

银行还有信用评级机构迷信金融炼金术。它们认为金融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差的抵押贷款变为值得给予AAA评级的优质证券。但是现代金融理论其中的一个课程是在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重新打包的风险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我们知道乳酪和脱脂牛奶的价格，我们就能计算出含1%、2%或4%乳酪的牛奶的价格。通过重新打包也许可以产生一些钱，但是银行绝对无法通过把次级抵押贷款分割后包装成价值远远超出其实质价值的产品而获利几十亿美元。

这样的事情看上去太美妙而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它确实发生的。更糟糕的是，银行没有理解风险管理的第一原则，也就是分散风险只有在这些风险相互没有关联时才有效，而大规模的冲击（比如影响房价或借贷者还款能力的那些冲击）可能会使所有的抵押贷款都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情况。

我在达沃斯会议上指出中央银行也犯下了错误，它们误判了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且没有提高足够的监管。它们等了太长时间才采取行动。因为货币政策的全面效果至少要过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感觉到，中央银行需要预先采取行动，而不是出现问题才做出反应。

更糟糕的是，美联储和它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许帮助制造了这场困难，他们鼓励家庭接受有风险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并且一再向那些担心房地产泡沫的人保证市场上最多只有一点点“泡沫”。通常，达沃斯的与会者会一致支持中央银行。但是这一次，在会议结束时进行的一项投票有四分之三的人支持我的观点。

即便有一家中央银行辩解说“没有人能够预计到这些困难”，也只是打动了很少一些听众，也许是因为坐在那儿的几个人像我一样在过去几年一直明确地警告即将面临的困难。我们唯一没有预测到的就是银行的借贷行为 到底有多糟糕 ，这些银行 到底有多不透明 以及它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到底有多不恰当。

有趣的是看到不同的文化对于正在上演的这场危机不同的态度。在日本，一家主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会向他的员工和他的国家道歉，并且会拒绝领他的养老金和奖金以便让那些因为公司经营的失败而遭受损失的人能够分享这笔钱。他可能会辞职。而在美国，唯一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会 迫使 一位首席执行官离开，以及如果让他离开的话，应该支付给他多少离职津贴。当我问一位首席执行官是否讨论过归还他们的奖金问题，回答不仅仅是简单的没有，而是大声地为奖金制度辩解。

这是过去20年来美国发生的第三场危机了，前两次危机是1989年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和2002年的安然/世通公司危机。解除管制并没有产生效果。被解除束缚的市场也许给首席执行官们带来了更多的奖金，但是它们并没有就像是通过一只无形的手带来社会的幸福。除非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获得更好的平衡，世界将依然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