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经济大危机常令一些标志性公司走上下坡路。默多克的传媒帝国是现代全球企业的一个样板。秉持着一种特别富有活力和开创性的商业模式，这个外来势力先后闯入英国和美国的公共生活，占领了关键阵地。如今，旗下英国报纸的手机窃听丑闻一石激起千层浪，令这座大厦风雨飘摇。

默多克帝国的历史就是现代全球化的缩影。英国人总把默多克看作入侵者，不仅因为他是澳大利亚人，更因为他带来了新理念。

具体而言，在克服了印刷业工会的强力阻挠之后，数字技术全面引入，大大节约了成本，并把新闻行业带入了一个新纪元。更重要的是，默多克所代表的家族企业模式，在英国和美国不太多见，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却相当普遍。

欧洲大陆的家族资本主义模式可用较少的资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控制。其治理结构通常很复杂，通过一级级的控股公司和优先股股份保证持续的控制。

在亚洲和拉美一些最富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此类企业也很常见。默多克家族仅持有顶级控股公司——新闻集团12%的股份，却握有五分之二的投票权；剩下的投票权握在一位可靠的沙特亲王手中。

这种家族企业巨无霸为什么还能维持可观的盈利？几十年来，学术界为此问题争论不休。捍卫者指出，相对于经理人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族企业通常拥有更长远的眼光，使其能够同顾客和供应商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现在看来——至少就默多克的例子而言——它也谋求同政界和警界建立长期、牢靠的关系。事实上，同政界牵扯不清是欧式家族资本主义的两大软肋之一——企业主寻求政治优势和人脉的热情不亚于搞技术革新。

靠近政界是默多克帝国的一根支柱。今天回头来看，连续三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和卡梅伦同这位长袖善舞的商业巨子过从甚密。卡梅伦如今口口声声说：“政治家和媒体大亨之间需要一种更健康的关系。”而默多克更是公开表态，希望首相们“离我远一点。”

家族企业的第二大致命伤是继承问题。本月出席英国议会听证会时，默多克表现得像是远离公司管理的垂暮家翁。老派家族企业的继承有一条明确的规矩——长子继位。但应该承认这条规矩存在缺陷。显然不能保证长子一定是最好的生意人，万一碰上个不肖之子，要么败家，要么内讧。

如果父辈结过多次婚，有几方子女参与争产，则继承纠纷会变得更险恶。在这次丑闻爆发之前，默多克同第二任妻子所育三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詹姆斯·默多克一般被视为最有可能继承家业的人物。

现代婚姻模式的复杂性令家族生活矛盾重重，同权、钱有关时尤其如此。默多克的三次婚姻都有子女，只是他同现任妻子所育子女年龄太小，当不了企业继承人。

此外，由公司管理层涌现的“代子女”令继承规划进一步复杂化。丽贝卡·布鲁克斯——手机窃听勾当开始时《世界新闻报》的总编辑，默多克帝国英国分支新闻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子女和代子女的混战，伴随着商业帝国的分崩离析，并且加剧了分崩离析的过程。

说实话，默多克家族商业帝国的危机既非独一无二，也非前所未见。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所谓亚洲经济奇迹期间，许多观察家对家族企业大加赞赏，说它们内部的牢固信任、同政治权威的合作有利于实现长期增长。到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韩国和印尼威权政府倒台之后，人们突然又说这种官商关系是腐败，舆论一改之前的赞赏态度，相反的观点很快占据了上风——是“裙带资本主义”拖累了那些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之春也是一场反对腐败的家族资本主义的运动，对象不仅是本·阿里家族、穆巴拉克家族和阿萨德家族，还有那些同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支持的家族商业帝国。

全球化令大型家族企业得以扩大规模、扩展地理范围。但全球化也凸显了大型家族企业的弱点和失误，使它们更易受到冲击。阿拉伯之春和不列颠之夏已经让它们疲于应付，接下来很可能还会来一个美利坚之秋——不仅针对默多克的生意，也针对它同政治的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