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欧洲债务危机激发了欧洲人关于美国联邦财政经验的兴趣。对许多人来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得上是一位当代英雄。或许有朝一日他的头像会出现在10欧元的钞票上。

具体而言，对于不堪债务重负的欧洲国家而言，汉密尔顿1790年就联邦政府关于各州大量债务开展的谈判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模板。事实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去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获奖演说中援引了汉密尔顿的举措作为先例。

汉密尔顿针对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争锋相对地指出，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所积累的债务应该被认为是联邦债务。他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方面，而是理论方面。

首先，汉密尔顿计划中最吸引人的角度在于它可以为债权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性，从而降低了利率，将利率从各州融债时约定的6%降低到了4%。汉密尔顿强调，作为公共经济的先决条件，健康财政的承诺是很重要的。

汉密尔顿的逻辑对当今欧洲十分适用，但当初汉密尔顿之所以要追求健康财政，并不仅是为了便宜行事，而是有更深的理由。他说，“公德和公共福祉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公德在于信守承诺，能够为合众国营造团结的新政治氛围。事实上，公德让联邦财政成为汉密尔顿口中的“我们的联邦的强力粘合剂”。

美国能够成功的条件在于它能获得收入——美国拥有联邦管辖的海关，建国初期，财政收入的大头都来自关税。这一逻辑——需要具体的收入流——同样适用于现代欧洲，改革后的财政体系可以包括一个共同的增值税机构（这样做还有额外的好处，比如消除数量巨大的跨国欺诈）。

但是，美国的统一不是没有代价的：弗吉尼亚州就有一个对共同债务敞口的最高上限。而正是以此为条件将最强大的州引入联邦才说服了麦迪逊不再反对汉密尔顿的方案。这一妥协（美国首都最终坐落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交界处的哥伦比亚特区也是这一妥协决定的）可以作为在引入欧元债券或其他多边机制时限制德国责任的先例。

美国财政联邦化的实验并没有获得马上的成功。汉密尔顿财政结构中，有两个重要部分无法实现（或无法完美实现）。他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资银行业的方案，但立刻招来了反对（有趣的是，这一提案在加拿大产生了重大影响力）。其次，反对派最终否决了他建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方案。美国第一银行的执照到期日在1811年；25年后，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成功地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的执照。

汉密尔顿的联邦财政担保机制也没有保证联邦的和平。事实上，财政联盟与其说是内敛性的，还不如说是爆发性的。19世纪早期，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州政府借贷规模很大，很快就从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接着，在19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波州政府违约潮。

几十年后，在19世纪60年代，如何为财政负担定性的争论成为引发美国内战的一大原因，至少南方是这么认为的。亚伯拉罕·林肯最初的建议——补偿奴隶主解放农奴的行为，从而终结不道德的奴隶制——在财政上根本无法承担，因此北方联邦——根据蓄奴联邦的说法——决定剥夺南方的蓄奴权。

将各州债务算为联邦债务并不能保证政治秩序。美国内战表明，对于汉密尔顿的债务和公共财政方法，道德才是共同基础的核心。因此，在各州道德观念不一的背景下，汉密尔顿的方法失败了。

如今，欧洲人对汉密尔顿观点的实践方面领会甚深——即债务共同化可以降低信用成本；但对于汉密尔顿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或共同的公德，欧洲人还任重道远。欧洲没完没了的关于债务重组的政治化争论使得实行汉密尔顿式的解决方案难上加难，因为其中所牵涉到的国家信用颇为可疑。

要实现汉密尔顿式的欧洲，显而易见的出发点是设立联邦化国民债务的标准上限，可以是早已被置若罔闻的、缺少强制性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同标准（即不超过GDP的60%），也可以是更低的上限。超过这一限度的债务将由成员国自己负责。

从长期看，集体共担是走出欧元区当下危机的唯一无破坏性的方式，但这要求持续地增加政治可问责性以及欧洲层面的控制。汉密尔顿和美国留给欧洲人的教训是，即使有了必要的制度，如果没有较大程度的一直道德观，这些制度也起不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