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300多名阿富汗妇女——其中有不少是学生——在喀布尔举行联合游行，抗议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法律，将一系列塔利班式的限制强加给女性。这项法律允许婚内强奸行为，限制在没有得到男性许可前提下女性的行动——比如工作或者学习，甚至将女人拒绝像丈夫希望的那样穿衣打扮规定为非法。

这些妇女面对着用“妓女”和其他侮辱性绰号辱骂她们的愤怒的男人，在一片谩骂声中游行了两英里，向议员们表达了她们对这部法律的不满。议会上下两院都已经通过了这部法律，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也已经签字批准。这部法律目前只影响到什叶派少数族裔，不过或许会影响到可能限制非什叶派妇女权利的即将表决的法案。

当西方媒体采访游行妇女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听到与西方式女权主义类似的观点：“这部法律会把女人变成一种财产。”在西方，把女人当作财产的说法对应着高度个性化的个人自主权要求——即按照妇女自身的愿望做出决定，而不顾及她作为妻子、母亲、社会成员或宗教信徒的社会角色。

不过尽管某些西方女权主义观点可能有助于阿富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女性抗拒特定形式的男性压迫，但我们不应当想当然地认定——就像西方女权主义者常干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的”女权主义者改变她们的观点。恰恰相反，阿富汗女主人公们表达的女权主义思想应当教育西方人认识到自身的弱点。

在传统并信奉宗教的社会中新兴的女权主义核心理论与西方的女权主义差别很大——从某种角度来讲前者的人性化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后者。比如在印度，女权主义者们向我阐述的女性平等理念更偏重于以家庭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她们更看重的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个人的满足感。她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男女之间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冲突，而恰恰看成是使自己避免暴力和性侵害、被迫早婚和焚妻、以及法律不平等的一项实际的工作。

刚刚在印度兴起的支持扩大妇女自由和权利的共识尽管注定会带来某些动荡和调整（特别是在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内部这种变化无法避免），但还没有——或许永远也不会——损害男女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温暖。它似乎也不会步分裂、个性化、孤独社会——以及西方自我中心的女权主义所反应的商业化性解放的后尘。

此类女权主义版本——女性有权要求平等但仍然在家庭中体现价值、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并以社会和精神为背景来看待权利的理念——似乎是某些西方女权主义缺点迫切需要的修正手段。理想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男性的进步动力也会不断变化，将自主权和支持家庭、社会及其他关系的理念融合在一起，而且西方男性也会从中得到学习和提高。

此外，从理智的角度讲，这些妇女提醒我们西方女权主义不一定非要按照既有的方向发展，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从而使之贴近更令人满意、更具人情味的平等定义。西蒙·德·波伏娃的著作 《第二性》 奠定了战后西方女权主义的基础，是一种既非妻子又非母亲亦非信徒的存在主义者形象。因此她的著作自然而然地把女性自由置于一种世俗、孤立和个人主义的背景之下，其中的“自由”意味着纯粹的自主而非在平等的前提下与家庭、团体甚至是上帝组成的统一体的融合。

对东西方妇女的好消息是卡尔扎伊总统在严厉的国际批评下——这样的批评言论不只来自于西方——在游行结束不到一周后就修改了这项法律。这次国际动荡证明了三十年来西方女权主义者对领导权的挑战怎样让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西方）把持女权主义领导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之所以这样也有充分的理由。我们现在知道西方女性的问题在哪里，而且也已经清楚解决之道。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分析，而是切实执行的组织和政治意愿。

因此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手中。她们的任务更加紧迫，而且坦率地讲，她们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因此她们迫切需要发展与所面临挑战相适应的理论。

如果某位参与喀布尔游行的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写出——就像我希望她或她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位姐妹正在做的那样——今后50年非西方女权主义的根本性文字，那么它毫无疑问将来自于平等的驱动并的确切实可行。而且也许，在她们把世界看作消耗、竞争自主权或性别战争的可能的见解中，它将成为对我们西方女权主义者——以及热爱我们的男人——曾经认为我们必须看作理所当然的真理的一次有价值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