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法拉赫 —— 在历数暴力、危险、腐败、原教旨主义等诸多困扰阿富汗的谜题时，人人往往遗漏了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是习惯法的影响。当前影响阿富汗的主要有三大法律体系：宪法、古兰经和被称为 Farhang 的习惯法。而在习惯法中，最重要也最严格的版本当属普什图法 （ Pashtunwali ） 。

Farhang 起源于古老的荣誉守则，目的是确保家庭控制权掌握在最年长的男子手中。接下来掌握决策权的依次是已婚儿子、未婚儿子、孙子和妻子（最年轻的排在最末）。集体决策由 jirgas 委员会中的长老做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们的决策。

决策内容包括是否与塔利班和联盟武装合作，还包括接受或拒绝在村子里铲除罂粟。所有事务的生杀大权均由族长们掌握。除巩固族长权利外任何人无权干涉 —— 比方说用石块砸死一个任性胡为的女孩，或者对女性所谓的“荣誉杀戮”熟视无睹。

阿富汗男性生命中的一举一动均包含某种形式的互换，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的。 Melmastia （互惠互利） 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即使你是亡命天涯的杀人凶手，只要来求我帮助我也会为你提供栖身之所，但交换条件是，你必须为我战斗。”这种约定俗成的责任意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的那么多亲信依然在位，也可以解释塔利班领导人为什么仍然安全。

女人被排斥在集体决策的过程之外，因为她们不过是没有思想的物品。女孩在结婚时基本上是待价而沽（父亲能为自己女儿的劳动和生育能力而得到报酬），并在婚后进入丈夫的家族。越年轻的女孩售价就越高。尤其是在阿富汗所属各省，结婚的通常都是尚在青春期的女孩。

但女性也有女性的宝贵之处。一个家族主要的“文化资本”是家族的荣耀，而保护家族荣耀必须确保不让女性有任何机会指出男性所犯的错误、从而玷污家族的名望。因此，必须让女性彻底与世隔绝，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因为女性出现在学校、医院、公园或市场可能点燃的欲望都要由她们自己负责。把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袍可以很好地隐藏她们的身份，让她们一定程度上能在公共场所自由活动。

每位女性同时肩负着父亲和丈夫的荣耀，对于所有以上述名义强加的暴力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这或许意味着她们必须选择宁愿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也不能甘冒受辱的危险去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上法院更是几乎闻所未闻，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家族决定权。从男性的角度看，求助于外来的警察或司法力量意味着没有能力独立作战 —— 这等同于承认失败并接受象征性的阉割。

这有助于解释阿富汗法院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贿赂法官释放强奸或杀人犯来赎回“荣耀”。因为暴力纯属于私人事务，将裁决权拱手让给国家机构可以成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耻辱。

习惯法在最初诞生时并不死板，因为它需要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后来在执行上越来越僵化死板主要是受到伊斯兰好战主义的影响，好战份子试图借助宗教教义来实现暴力升级、特别是使针对妇女的暴力合法化。但是， Farhang 和个人暴力正是默罕默德希望通过古兰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它已经超越了私人事务领域，制定了一部法规，并将某种形式的权利赋予了女性。

比方说，尽管古兰经允许对女性的继承权进行考量，但部族惯例对此却并不认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靠欺骗妇女放弃继承权来解决继承问题在部族委员会如此盛行。同样，古兰经规定必须有四名目击证人才能证实通奸罪，但仅仅怀疑一名女性可能发生过违法性行为就足以按照习惯法的规则对其处以石刑。

但即使是在最边远的省份，对于替代性选择的认识也正透过媒体逐渐地向人们渗透。伊朗影片和备受喜爱的印度连续剧，更不要说偶尔上映的美国电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曾经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生活经历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女孩们知道除接受无法容忍的生活方式外还有其他选择：在习俗规定的范围外，女性对生活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

那些曾经在伊朗生活的人尤其如此，那里虽然是纯而又纯的穆斯林环境，但却允许妇女自由地学习和工作，也可以享有充分的医疗和计划生育保障。一旦返回到阿富汗农村，被迫接受野蛮的婚姻，许多绝望的女性 —— 特别是从伊朗回国的女性 —— 宁愿选择自我毁灭的道路。针对妇女的暴力和谋杀呈上升趋势，因为犯罪的男性感到这些选择对他们的权威构成了挑战。

西方人普遍认为宗教是阿富汗问题的核心。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保留了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古老的宗族权利，上述宗族权利只是进行了某些调整来适应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要求。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尚未将 Farhang 的作用纳入考虑，也许因为多数西方人无法理解不成文法律的力量。但在惩罚这项古老规则引发的私人暴力之前，阿富汗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