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虽然金融危机正在消退，但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却难有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要归咎于世界经济恢复平衡过程中各国政府的协调不力。

本次危机前，一般而言，美国消费者并不储蓄，甚至债务越积越多。而今的情况已然不同。在房价大跌和其他资产价格下滑重创居民财富的同时，养老金和退休福利也处于混乱中。除非美国甘冒再次陷入经济动荡的风险，吹起又一个泡沫，否则，资产价格绝难在短期内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美国居民储蓄已升至可支配收入的5%左右，而且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美国消费者大幅削减开支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的一部分（或许是一半）。美国的储蓄－投资要恢复平衡，全球总需求将减少约8000亿美元。

当然，发达经济体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应急措施缓解了需求大跌的影响，代替了一部分减少的消费。但这种替代作用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在发达国家，政府最终将被迫削减支出，而央行将收回应急信贷供应、取消应急担保政策。

许多人因此认为，发达国家已进入经济增长较为迟缓的“新常态”。虽然许多国家的资产价格有所回升、经济负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但许多部门的信贷依然紧张或难以获取，而金融业将会更保守――而且其受到的管制很可能会重新加强，包括对资本、准备金和保证金的更高要求。

而这仅仅是预期之中的基准情形。下行风险还包括赤字失控导致的财政动荡、通胀和央行失去自主权、以及市场对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储备货币的美元失去信心。

鉴于此，很多见多识广的分析家都不无道理地预计，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比危机前降低0.5－1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除了美国经济再平衡导致的需求下降之外，每年的全球总需求还会减少约3500亿美元。

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持续下去，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无法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其产出的应有增长。当然，个别发展中国家或许能够避免增速的下降，但从数学角度来看，事实很不幸：不可能所有国家的市场份额都增大。如果对发达国家经济前景的预测正确无误，那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受害者，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

本次危机前，许多人认为，支撑当时高增长的总需求结构是不可持续的，但此问题毕竟是假设的，不足以促成各国的联合行动。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但联合行动问题却依然严重，要让世界经济增长达到人们期待的目标，就必须尽快重视这一问题。

联合行动问题已经变得尤为迫切，因为各国要提高本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不仅可以依靠私人部门竞争力的增强，还可以依靠保护主义措施。而且，正如许多国家缓解危机的举措所表明的，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实施非合作性保护主义对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其严重危害众所周知。

那么，如何才能支撑全球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前景，并维持30年来令主要发展中国家受益巨大的经济开放？

首先，德国、日本和中国等经常项目盈余国必须认识到，它们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要依靠全球储蓄－投资失衡的缓解，而全球失衡的缓解将导致其他国家对外赤字的收缩。在各国收回超常规的财政刺激政策之后，这种再平衡过程需要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第二，所有国家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尽快恢复平衡、以应对总需求的持续不足是符合各国自身利益的。毕竟，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因此，这些国家的迟缓增长势必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并削弱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挑战，因为去杠杆化和再平衡进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然而，各国能够、也应该采取关键步骤：以高度透明化的计划恢复财政平衡、确保央行自主权和低通胀、并在金融业的管制不足和过度管制之间实现考虑周全的平衡。就国际经济关系而言，主要贸易伙伴和发达国家资产的持有者可以承诺，不以可能破坏经济稳定的突然行动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构成，这种承诺也有助于支持经济再平衡。

因此，未来几个月的世界经济议程必须将两项关键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其一是重新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加强管制，原则是确保增进稳定性，而又不损害金融体系的关键功能、或不必要地抬高资本成本。其二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谅解与承诺，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从而推动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复苏。

如果确实能够完成上述目标，世界也就向着相对平稳、高效而公平的全球经济复苏迈出了一个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