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堪培拉——如果以对人类尊严，权利和民主的贡献来进行区分的话，曾为剧作家及政治异见分子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朝鲜暴君金正日堪称生活在两个世界。而当他们仅隔一日在本月相继离世的时候，所产生的对比也是全球评论者们无法否认的：一位是布拉格的光明王子，一位是平壤的暗黑之神。

但同时也有必要记住：上述这种善恶二元对立论——其最著名信徒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而且最近又有所抬头——将会对国际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两大风险。

一种风险是这种思维限制了那些跟“无可救药的恶魔领导人”有效打交道的选项。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最终却以黯然退兵收场的事实直截了当地教育了我们：虽然有些人的行为令我们恼火，但只通过枪杆子来与这些人进行对话是存在极大风险的。

有时对平民的威胁是如此恶劣和紧迫，以至于强行军事干涉成为了唯一选项——卡扎菲手下的利比亚政府军在今年3月逼近班加西时就是如此。但更经常发生的则是依赖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手段，比如针对特定对象的制裁以及威胁向国际法庭起诉——还有施加外交压力和游说。

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跟红色高棉那帮种族灭绝屠夫谈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个人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但这些对话却保障了柬埔寨的持久和平。而也只有谈判——虽然依然以围堵和遏制的陈旧（但合理的）策略为基础——才可能为伊朗和朝鲜带来和平。

第二种以非黑即白眼光看待世界的风险就是民众会变得更加偏执，于是制订出那些基于理念的政策决策也变的更为艰难。过高的期望注定会带来失望，这一点请诸位回想一下布莱尔执政早期时英国外相罗宾·库克所推行的“道德外交政策”就明白了。

那些围绕“价值观”大做文章的政治领袖也经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想想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可悲回应，还有10年前“坦帕事件”中澳大利亚约翰·霍华德政府拒绝接收政治避难者的所作所为。

而许多西方政府在民主制度选出不合他们心意的人（比如哈马斯）时就开始选择性失明；几乎所有的核武国家都不愿拿出切实行动来兑现自己那套核裁军说辞；而全球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事务上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如果双重标准可以被起诉的话，那我估计国际峰会上也没几个人了。其实所要做的不是对身陷这类事务的领导人严厉批判或者文过饰非，而是以某种方式解开那些道德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看似无法弥合的冲突，并尝试令领导人们做出利大于弊的决策。

在这方面的一个有效路径可能就是彻底反思“国家利益”的概念。从传统上来说这只包含两个维度——经济和地缘政治，而如今有必要加上第三个：每个国家成为（或者看上去成为）一个良好国际公民所获取的利益。

即便在缺乏直接经济或战略回报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应对供应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比如遏制气候变化，保障人权，打击海盗，毒品走私和跨境人口贩卖，还有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不仅仅是一个等同于红领巾做好事的外交政策。

在这些事务上的无私协作实际上对国家是有利的，不但积累了声誉还能催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支持：今天我帮助你打击毒品走私问题，那么明天你就更可能在政治避难问题上支持我。而一个用这些现实例子来讲述的故事也比那些被定义为纯粹利他主义行为的说辞更能打动国内选民。

各国都应当追求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说的“超越我们自身的目的”：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是无法妥协和出卖的。但这个世界却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片灰色的阴影，只有意识到并围绕着这一点努力（而是直接去挑战它），才能更好地推动实现人类高尚情操和安全的事业。

加雷思·伊文斯，曾任澳大利亚外长，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智库机构“国际危机组织”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