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世界经济带着比近代记忆中任何时候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步入了2009。尽管金融危机似乎在美国和欧洲受到了遏制，但其所带来的全面影响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得清晰。发达国家陷入了自大萧条以后最糟糕的低迷时期。但这次经济衰退究竟有多深多长，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不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部分原因是危机的后果取决于决策者的应对措施。恰当的对策能确保世界经济到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另一方面，糟糕的政策抉择最好的结果是延缓经济恢复，而最坏的结果是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我们需要警惕以下几个问题。

美国的对策是否足够“大胆”？ 巴拉克·奥巴马承诺这没有问题，奥巴马的对策至少部分仿效了1932年大萧条顶峰时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断大胆实验”的著名呼吁。奥巴马身边聚集了一流的经济学家团队，这样可以确保他不做任何傻事。但美国的情况如此特殊，以致于他需要愿意尝试从未测试过的全新理念的人做他的顾问——换句话讲，必须勇于进行罗斯福式的尝试。

具体来讲，他需要跨越凯恩斯财政刺激政策的障碍，解决处在目前危机根源的经济信心问题。到目前为止，信心恢复措施仍只限于金融市场，手段有公共担保、流动性支持和注资。

可对解雇忧心忡忡的工人不大可能放心消费，不管财政刺激把多少钱放进了他们的口袋里。正如银行囤积现金一样，家庭也在试图通过增加储蓄保住现有的财富。因此解决方案中必须有直接针对就业的政策。

欧洲能不能做到劲往一处使？ 这本来应该是欧洲的机遇。归根结底，这次危机发端于美国，并导致美国政策主要解决其国内问题，从而为其他国家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提供了机遇。但危机却反而彰显了欧洲内部的深刻分歧——它存在于从金融监管到必要对策等形形色色的领域。

德国一直在拖财政刺激政策的后腿，阻挠本该成为全球财政行动计划第二条腿的重要对策付诸实施。如果欧洲想在全球舞台上劲往一处使，就必须就行动目标更多地达成一致，同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哎，目前人们能够指望的最佳状态就是欧洲不要破坏就连一向捍卫正统财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绝对必要的全球财政刺激计划。

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吗？ 尽管美国政策不力是经济领域最大的风险，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能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更深更持久的印迹。因为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巨大隐性紧张和裂隙的国家，所有这些可能会在经济困难的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公开的冲突。

中国问题专家对需要多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吸纳每年成百上千万涌入城市的中国人就业一直存在着分歧。可中国在2009年达不到这道门槛却是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事实。这能够解释这些天来北京为什么几乎不间断地发布各种各样的措施：增加公共开支、放松货币、迫使国有企业扩大经营、出口补贴、人民币部分可兑换以刺激与邻国的贸易，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措施。但这些是否足以遏制近年来与国外需求挂钩的经济增长放缓势头？

如果社会紧张局势出现，中国政府可能进一步采取压制措施，这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及其中期的政治稳定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经验表明民主政体在危机后果的处理方面比专制政体更有优势。民主的印度（1991年）和韩国（1997－1998年）都实现过经济的快速复苏，而皮诺切特的智利（1983年）和苏哈托的印尼（1997－1998年）却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专制政权缺乏民主政体所拥有的冲突管理工具。于是紧张情绪就流向街道，并采取了暴动和抗议的形式。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如何处理，后世子孙都将记住2009年，这不是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是因为这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重大变化。

是否将进行充分的全球经济合作？ 国内需求居首位的时候，全球经济合作必然要遭受损失。但贸易和金融领域保护主义的成本在目前这样的时刻尤其可怕。国家为保护国内就业强加的贸易壁垒进一步恶化了大萧条的经济局势。设置贸易壁垒这次也将成为一种诱惑。而银行——无论表面上是不是国有——都将受到优先照顾国内借款人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它设立了市场迫切需要的短期借贷机制，如果新兴市场所承受的压力加大，则必须拓展这样一种短期借贷机制。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了毫不相关的多哈谈判。世贸组织本应在监管和执行二十国峰会不提高贸易壁垒的承诺上投入主要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