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两个军事统治者正遭遇麻烦的国家。但两个国家前进的道路却截然相反，因为巴基斯坦明白亚洲正在崛起，然缅甸却不然。

亚洲正在崛起是因为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正日益向现代化敞开大门。起始于日本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了“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些东盟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然后影响到了中国和印度。现在，它正涌向巴基斯坦和西亚。

在最激动人心的那几周里，我正好在巴基斯坦。流亡的前总理谢里夫企图回国，却又马上被迫再次流亡。世界期待着该国出现政治剧变，然而生活却平静地继续着。

巴基斯坦没有发生政治剧变是因为其精英集团正专注于现代化。在曾就职于花旗银行的总理阿齐兹的领导下，该国已经实施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从领先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学习最佳惯例。这就是它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巴基斯坦欢迎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正如旅居美国的印度人的成功鼓舞了他们身在印度的同胞那样，成功的巴基斯坦侨民对祖国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但这种对现代化的开放还不止于经济和金融。数千所伊斯兰学校仍然红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但这并没有改变巴基斯坦社会的本质。

在位于拉合尔的一所顶尖私立大学LUMS的见闻让我振奋：妇女的穿着。当我在196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走访马拉西亚的各大校园时，马来穆斯林妇女几乎不带头巾。而现今，在同样的这些校园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戴上了。相比之下，在LUMS（颇有点哈佛商学院的味道）只有约5%的女性配带头巾，这是社会自由的充分体现。

自由传媒在巴基斯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许多巴基斯坦电视台都公开讨论谢里夫和另一位流亡的前总理贝•布托的活动。的确，许多开放社会的基本元素都已经到位了，其中包括—正如国际社会在三月看到的—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相比之下，缅甸没有发送关于持不同政见者昂山素季的任何消息，也决不会像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三月份所做的那样允许被将军们罢免的首席大法官恢复原职，更别说允许首席大法官的支持者上街游行示威。

当然，民间对巴基斯坦军方占据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也是敢怒不敢言。如果军方不学会如何与公民社会分享更多的空间，那么物极必反的危险还是存在。我接触过很多身居要职的退休将领。所幸的是，他们在气质上更接近柯林•鲍威尔，而不是那两个将缅甸与世界隔离的、固步自封的军事独裁者丹瑞或貌埃。

美国对巴基斯坦进行接触而非孤立的决策也发挥了作用。我坚信美国与其更紧密的接触会促进巴基斯坦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巴基斯坦精英集团的许多成员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是该国导向性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能够同样容易地访问缅甸（或伊朗）并就意见的一致与分歧进行友好磋商，那么国际关系将是多么的不同。

缅甸的将军们理应为对平民示威者和佛教僧人的残酷镇压而受到谴责。西方世界会急于要求对其实行更多的制裁和进一步的孤立。但这样做有何效果呢？缅甸已经成功地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的自我孤立。进一步孤立它又有什么用呢？

一位富有勇气的西方领导人可以用一种真正令他们害怕的威胁直面缅甸的统治者们：更深入的接触。缅甸的将军们深信他们正通过闭关锁国保护缅甸人民的“纯洁”。想象一下如果有同样多的缅甸将军如他们的巴基斯坦同僚那样访问过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位勇敢的缅甸青年知识分子吴丹敏（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孙子）质问道：“什么样的外部压力才能带来民主变革？为什么在近二十年的抵制、中断援助、贸易禁运和外交谴责之后，缅甸将军们的统治地位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牢固？”

在巴基斯坦我的身份是国宾。但我真正的使命是寻访我的辛地（Sindhi）之根，因为我从未踏上过这个我父母出生的国度。只有那些了解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1947年的分离之痛的人才能体会一个印度教父母所生的孩子回到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并受到热情欢迎的背后所蕴含的强烈象征意义。这些文化纽带帮助我听懂乌尔都语和辛地语，也让我感受到深藏在巴基斯坦人灵魂中的那种对现代化的渴望—这种渴望和那种与巴基斯坦丰富的文化传统重新联结的渴望同时并存。

我心怀希望离开巴基斯坦，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融入当今崛起的亚洲的强烈愿望。如果同样的冲动也能被植入缅甸，这对于该国人民和全世界都将是一件好事。

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他的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