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100年前，美国在国际上率先开始反思大企业的运作模式，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对这类企业的力量进行限制。现在看来，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便是这方面的突破性立法——不仅是美国，就全世界来说也是如此。

而美国参议院即将通过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虽然在时间上完了很多——便是银行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回溯到1890年，彼时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要比小企业更有效率，因而总体上更现为代化。大多数人将大量小企业向少数大企业的整合视作具有稳定效果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将好处归于成功者，有利于促进进一步的生产性投资。想当初，正是有了巨型钢厂、铁路系统的大整合以及通过标准石油这样的企业实现的能源储备的大动员，才使美国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但是规模不断膨胀的大企业也给社会带来了深远冲击，其中大部分是负面的。大企业的主宰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时利用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排挤竞争者，从而使剩下的企业得以继续控制产量、抬升价格。

平心而论，地方性及区域性的市场主导情形在19世纪中期便已存在，但接下来的50年正是这一情况不断恶化的时期。大企业极大地改进了生产率，但也增强了私人公司的实力，给整体市场和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公和不安。

谢尔曼法并未在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但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意实施以来，该法便是强有力的武器，可以被用于拆分产业和运输业垄断者。罗斯福及其追随者因此改变了人们的共识。

1902年，罗斯福向北方证券（Northern Securities）打响了颇具争议的第一枪。但十年后对标准石油——当时世界有史以来实力最强的企业——的拆分就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普遍认可。拆分方式更是典型的大美国模式：标准石油被拆分为30余个部分，股东在其中居功甚伟，而洛克菲勒家族也能够在美国公众的监督之下重振雄风。

为什么这些反托拉斯武器不能用于今日的银行巨头呢？这些银行早已变得十分强大，足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左右立法和监管，而在需要时还能享受由纳税人买单的慷慨救助！

答案是：今日之大银行滥用实力的方式与谢尔曼法的起草者（或者说100年前的立法者）所构想之情形非常不同。银行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垄断定价能力，且其市场份额——就全国层面而言——还没有到达足以在非金融部门触发反托拉斯诉讼的水平。

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改革有效地给银行施加了规模上限，而1994年的《州际银行法》（即《里格尔-尼尔法》，Riegle-Neal Act）则力主维持这些限制。但随着过去15年来的大规模去监管化，这些努力均付之东流了。

但是，现在新的反托拉斯办法终于以坎乔斯基修正案（Kanjorski Amendment）的形式卷土重来了，具体条文已经纳入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只要后者成为正式法律，联邦监管者有了限制大银行规模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其对金融稳定性构成“死亡威胁”时酌情予以拆分。

这不是“狼来了”——这样的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间已经显露无疑。当然，监管者是否会真的采取这些措施还有待观察。但是，正如该条款的主要推动者保罗·坎乔斯基众议员所言，“最近十年的关键教训是，金融监管者必须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要顾忌会侵害什么产业利益。”

坎乔斯基认为这样做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他很可能是对的。“如果一位监管者只行使一次这些特别权力（去拆分“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他说道，“就能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足以“使所有金融服务企业的行为出现永久性的巨大改观。”

监管者可以做得很出色，但他们的实际动作需要最高层的政治动向来配合。当然，罗斯福喜欢“口出温言，手持大棒。”现在，坎乔斯基修正案便是大棒。问题是，谁来当抡大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