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二次探底固然痛苦，但失去的十年才是最可怕的。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已经损坏了经济的增长能力。

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增长率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时期。在危机的冲击下，银行已将借贷标准大大收紧，现在又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结果是银行信贷将变得更为稀缺。

银行信贷供给受限意味着资本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创新和就业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将首当其冲。

至于政府，危机使其债务大大增加，这意味着未来税收更多、投资更少，从而压低增长率。

还有其他担忧：危机将造成一批长期失业群体，他们的技能日渐萎缩，越来越难以工作。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将导致劳动投入和效率降低。当建筑工人和对冲基金经理不得不转行从事电焊和护理工作时，经济增长就会变得尤为艰难。这种工作技能和岗位需求的失配表明，就业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这些影响在大萧条露出狰狞面目的时代均颇为明显。1933年（大萧条期间）至1937年（随后商业周期波峰）间，美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率为零。投资则出现了下降。1941年设备和材料存货均低于1929年。

类似地，失配问题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源从衰退部门向扩张部门的转移。在英国，大量煤矿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作为扩张部门的汽车和工程业的发展却因熟练技工短缺而感到碍手碍脚。不论在哪里，长期失业率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工人技能在退化，失业群体受到歧视，出现了道德败坏的情况。1933年，社会学家保罗·拉瑟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发表了对奥地利村庄Marienthal的著名研究，细致地描绘了这种可怕景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通向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也对此作过生动的描写。

结果令人沮丧：尽管经济在复苏，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在美国，1937年（复苏的第四个年头）失业率依然高达14%。直至1940年卷入二战前夕，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但经济并非毫无起色。1933年后，产出开始强劲扩张。从1933年到1937年，美国年经济增长率到达8%。从1938年到1941年，更是超过了10%。

推动了经济增长。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悖论。尽管伴随着长时间的高失业率、层出不穷的公司破产和财务困难，20世纪30年代却成为美国历史上生产率增长最为迅猛的十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认为，许多企业利用了产品需求不振造成的“收缩期”调整运营模式。原先使用单一中央供电系统的厂家纷纷改为在厂房安装更为灵活的小型电机。铁路公司进行了运营整顿，机车和人工效率大为改善。更多的企业建立了现代个性化管理部门和内部研究机构。

这些举措都为现在的企业提供了经验。经历了生存危机的通用汽车公司已开始寻求业务模式的转变。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利用需求不足的间隙调整了自己的设备和人事，这正是铁路企业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事情。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纷纷开始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改用小型电机方案的当代版本——来优化供应链和质量管理体系。

因此，即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投资和就业增长将长期低于平均水平，也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影响到生产率和GDP的增长。

但生产率的增长也不是笃定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出台鼓励政策。小型创新性企业需要更畅通的信贷渠道。企业需要更强的研发激励。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20世纪30年代的胡佛大坝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明证

生产率的提高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它有助于消除预算赤字、增加教育支出、还能为长期失业群体培训项目提供资金。但是，虽说在当前环境下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并非难事，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