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可以有私生活吗？最近发生在三个国家的事件突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两名候选人都试图让他们的家庭事务从他们的竞选中分离开来。奥朗德是罗亚尔的四个孩子的父亲，但是罗亚尔并没有和他结婚。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是夫妻的时候，罗亚尔回答说：“我们的生活属于我们自己。”同样地，在应对当选总统萨尔科奇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的传言时，萨尔科奇的一名发言人说：“这是一个私人问题。”

法国人具有尊重政治人物个人生活隐私的悠久传统，而法国的舆论也要比美国的更为宽宏大量。在美国，一个没有结婚的四个孩子的母亲是没有机会被提名成为一个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的。实际上在上个月，美国国务院最高外国援助顾问脱拜尔斯在承认他使用了据称是提供“性爱幻想”的陪伴服务后辞职，尽管他说他只是接受了按摩。

在英国，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将该公司从一个二流的欧洲石油公司转变为一个全球性巨人。他在承认他在法庭中就有关他如何遇上一位同性恋伴侣（很明显，他通过一个男性陪伴机构遇上他的）的问题上撒谎后辞职。在辞职的时候，他说他一直认为他的性问题是个人事务，而且他对星期天邮报将此事公之于众感到失望。

人们应该用政策和业绩来评判公职竞选人以及那些占据较高行政或企业职位的人，而不是与他们如何履行公职无关的个人行为。当然，在某些时候这两者会重叠。星期天邮报及其姐妹报纸每日邮报把表布朗前伴侣的披露材料，其理由是这些材料包括布朗允许他使用企业资源来为他的私人生意谋取利益。英国石油公司已经否认这些指控有何凭据。

脱拜尔斯作为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落实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即要求想要获得美国援助的治疗预防艾滋病组织谴责卖淫。这一政策使得帮助那些患上和传播艾滋病的性工作者更为困难，因而受到批评。毫无疑问，知道落实这些政策的人们自己是否买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

如果无法证明个人道德问题影响到企业执行官或政府官员业绩的时候，我们应当尊重那个人的隐私。但是对于政治领导者竞选人又当如何呢？

由于政治人物要求我们对他们委以大权，也就可以说，我们应当对他们的道德尽可能地多了解。例如，我们可以合理地问他们是否缴纳他们所应缴纳的税款，或者询问他们的慈善捐款情况。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们对于公共福址的关切程度。同样地，三年前披露说当时的澳大利亚反对党领导人、希冀成为总理的黎敦因为出租车费争执而殴打出租车司机并打断了他的胳膊。这对于那些相信国家领导人应道缓怒的人来说就是有关系的了。

但是，了解政治人物更多情况的合理利益是否延伸到个人关系上呢？在任何领域边上划出一条原则线并且确定获知这些情况是否会提供有关这一政治人物的道德本质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媒体发表可以提高其读者量的信息关系到它们的利益，而私人情况、特别是有关性事的私人情况通常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

即使如此，人们是否决定结婚、他们是否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甚至他们是否掏钱还是免费满足性幻想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可以委任以高职的好人，当然，除非他们言行不一。如果我们能够培育对人类多样性更大的宽容，那么，政治人物、商界领导人以及行政官员将会不再如此惧怕“曝光”，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必须隐瞒的事情。

卖淫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是违法的，包括华盛顿特区，而这可能就是脱拜尔斯不得不辞职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新泽西州州长科尔金上个月卷入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的时候，人们得知他没有系安全带，违反了他自己州的法律。根据任何衡量标准，科尔金的违法都要比脱拜尔斯的要更为严重。要求系安全带的法律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禁止卖淫的法律更本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还有可能有坏处。但是没有人表示科尔金由于他的愚蠢和违法行为应当辞职。至少在美国，违背性关系的准则依旧带有与任何实际损害无关的道德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