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法院(ICC)以在达尔富尔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所造成的哗然令人意外。毕竟，国际法院自身无法在苏丹逮捕任何人，更不用说统领该国军队的国家元首。第三方介入在苏丹执行逮捕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尽管ICC的总检察官Luis Moreno-Ocampo表示有信心将巴希尔绳之以法，但究竟如何操作还是个未知数。但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尽管ICC看似软弱无力，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不遗余力地阻止起诉。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指控是否公正；而似乎是在显示与一位国家元首同一战壕的团结。

那些谴责让巴希尔受审的企图的国家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非洲联盟阵营的大部分成员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人们只能猜测有些参与其中的元首是否是出于自身的顾虑，即他们有一天也可能面临ICC的法官们对巴希尔那样的指控。

虽然巴希尔可能仅仅通过限制他的国际旅行就能避免被捕，但对其起诉所造成的震荡却并非是非理性的。针对他的指控具有很强大的舆论标签作用。

代表ICC成员方108个国家政府的法官团指控巴希尔应对过去6年来在达尔富尔犯下的罪行负首要责任。这样的指控本身就会损害他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些罪行已经造成30万人死亡，并使得270万人流离失所。即便同情巴希尔的各国首脑们成功劝说联合国安理会延迟对其起诉—可能性极小—这些指控也会继续悬在巴希尔的头上挥之不去，除非（直到）他出庭受审。

1999年，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另一个在位的国家首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米洛舍维奇。虽然他当时似乎高枕无忧，但一年半以后还是被送到海牙受审。无独有偶，2003年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利比里亚当时的总统查尔斯•泰勒。他不得不在数月后逃离利比里亚，起初在尼日利亚政治避难，可如今也在海牙受审。当那些起诉书发出以后，没人能够预言事态的发展；回头看来，起诉书的（使）非法化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当然，ICC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在起诉巴希尔时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该法院羽翼未丰，惹恼众多与他同一条战线的国家首脑可能会危及其未来的发展。

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国际法院的相关人士也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ICC的创始条约明确规定国家首脑不享有豁免权。联合国安理会曾在2005年将达尔富尔一案提交ICC。这是一项必须进行的调查，那些被发现对相关罪行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必须受到起诉。

许多现在反对起诉巴希尔的人也参与了导致该项诉讼的决议。如果ICC的起诉现在让他们不快，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该法院会行使由他们赋予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