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如今，全球经济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各国在宏观风险上的相互关联性。后危机时代产生了一个增长速度各异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在低增长、高失业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德国是显著例外），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和俄罗斯）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公共财政领域。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债务-GDP之比降低到了40%，而发达国家则在向100%前进。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出台可信的中期计划来稳定其财政状况。欧元-美元汇率的大波动反映了大西洋两岸风险孰高孰低还远未可知。

在欧洲，这一状况已导致受创最重国家的主权债务数次遭遇信用评级降级，欧元也随之数度告急。未来，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件等着发生。

美国也一样。穆迪最近发布警告说，美国主权债务正在面临不确定性——国会是否愿意在带浓厚党争色彩的赤字争论中提高债务上限远未可知。债务上限和可信的债务削减计划这两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此外，美国经济增长相当缓慢，而且增长之源主要来自面向新兴市场并从后的者需求中获益的可贸易部门。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以及政府预算严重受缚，不可贸易部门仍在停滞中挣扎。而在危机爆发前的二十年中，几乎所有新增工作岗位都来自不可贸易部门。结果造成了持久的高失业。与此同时，可贸易部门并没有大到（从竞争力角度）足以填补增长和就业萎靡局面的程度。

与此相反的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正在掀起一场全球投资繁荣。结果，今后五年资本成本可能会上升，致使高负债实体——包括早已习惯低利率环境、对大势变化毫无知觉的国家的政府——压力倍增。

背着持久结构性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将面临新的外部融资负担，最终将达到负债极限。此时，这些国家可贸易部门本已孱弱不堪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将消耗殆尽。

调整迟早要来。人们面临的选择是用国内储蓄、生产力提升以及竞争力增强来为更高水平的投资融资，或是以真实收入停滞不前为代价通过汇率机制实现再平衡（对债务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来说则是通过大幅度国内通货紧缩实现再平衡，因为它们无法控制汇率）。

在这些结构性问题中，有不少在危机前没能引起舆论重视，因此市场和政策都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在美国，债务催生的资产泡沫使得国内消费一直处于过度状态，并靠此支撑着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尽管与此同时，经常项目的信号是十分令人堪忧的。在不少欧洲国家，在低利率环境的支持下，生产力滞后留下的空白一直由政府在填补。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对财政平衡状况的评估均以现有增长模式能稳定持续的错误假设为基础。这一假设——温和的增长和利率环境是事物的常态——这导致发达经济体预算赤字积重难返，不再是应对国内需求不足的反应，因此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效果大面积失灵。

在新兴市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而且是巴西、印度、韩国、日本甚至德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同时必须面对通胀的威胁。通胀对其经济增长和内部凝聚力都有极大的害处。大量刚刚参加工作的中国年轻人一经发现，买房已成渴望不可及之事。在缺乏经济增长支撑的情况下控制物价和资产价格膨胀是一项要求极高的精细活。

此外，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限制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挑战。两国的就业引擎需要维持运转或重启，以防止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保护主义，但若就业和分配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情况就很难说了。

亚洲相对于中东、拉美和非洲来说资源较为贫乏，因此需要担心不断上升的商品成本问题（该问题部分是由新兴市场增长推动的）。能源安全也是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人民起义结果尚不明了的情况下。

新兴市场的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明灯，且看起来能够持续，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经历长时间的再平衡和低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即使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风险也在潜滋暗长。欧洲或美国的严重衰退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以组织起足够的需求增量来维持其自身增长，但不足以填补发达国家增长的大幅下降。

市场或许已经将这些如今早已遍布各国且相互交融的宏观风险的组合效应考虑在内了。尽管如此，减弱这些风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有很强的中期利益。但愿在了解了这一点后，全世界能够意识到，各国积极反应、G20和其他国际机构努力改善国际政策协调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