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大事件激励了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今年初，政府勒令《冰点周刊》停刊，激起了公开抗议。全世界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更令人惊讶的是，政府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允许《冰点》复刊。尽管《冰点》主编和副主编被免职，但对政府管制新闻业的权力合法性进行公开质疑注定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外国观察者总喜欢将《冰点》事件与最近对中国大众传媒的其它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官僚管制下，中国新闻自由无任何希望可言。不可否认，从 30 年前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对新闻业的管制体系并无任何重大改变。相反，管制系统变得更为严厉，更具隐蔽性。

但我还是相信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对媒体有效控制的前提之一是被控制者接受控制者的意识形态。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堆“理论专家”和其他意识形态仆从撰写长篇累牍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现在，很难看再看到这类写手的身影，他们的作品只会受到读者的讥笑与嘲讽。

事实上，中央宣传部只能通过内部通知和电话，才能维持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做法广受讥讽。更重要的事，甚至连管制者自己都不再信奉僵化过时的教条。我最近曾与就职于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会面，他对时事直接大胆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私下谈话中，你甚至可能会把他当成自由派成员——自由派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宣传官员组成的新团体，这些官员政治敏感性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

对新闻出版者而言，他们早就不再相信新闻即宣传。我的职业生涯始于 1979 年，那年我加入了《中国青年报》，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到 80 年代中期，我们那一代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通过对西方新闻报道的广泛阅读，摆脱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新闻观。年轻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因此得以从一开始便接触到了西方新闻理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学里，西方作品被当成“写作范本”传授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今天中国媒体真实新闻和真实评论数量不断增加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在推动中国媒体拥抱变革方面，市场压力也是一大重要因素。与外国所认识到的相反，中国只有少数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还依靠政府资金为生。中央电视台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广告收入，政府只象征性地为其巨额预算的一小部分买单。绝大多数地方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能否存活下去，全凭其能否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政治信息还依旧受到严格控制，这点毫无疑问。这助长了“无害的”消遣、娱乐和运动资讯的发展——这类报道基本自由。从短期来看，这种现象将导致对低新闻标准的信奉。但近年来，很多曾一度靠着资讯娱乐红火兴旺的都市报的销量已经开始下滑。读者迟早都会开始购买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真实信息，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报纸。

事实上，正是这些小报开始承担起了公众监督员的责任，以对市场压力做出回应。近年来，他们曾多次首先捅出敏感新闻。结果是，主流媒体被边缘化，而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媒体成为了主要媒体。

如此一来，即使当前的管制体系没有任何变化，对灾难、司法滥用、公民对自己法律权益的追求，以及从公众角度质疑政策的广泛报道，现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导致了国务院发布的旧房令的流产。《财经》杂志对 SARS 的连续报道让中国公众了解到了这一传染病的真相。《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关于台湾民主发展的文章。

这些进步缓慢且充满挫折，反映了体制的逐渐演变。但不管怎样，这种进步是真实的进步，暗示了中国媒体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且指出中国正在演变为一个“自由表达”的国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存于民心。失去新闻出版者的人心——或者说，逐渐失去新闻审查人员的人心——，这一看起来让人望而生畏的新闻管制大厦迟早会像柏林墙一样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