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国际社会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回应，混乱而且代价高昂；这已经促使法国总统尼可拉斯·萨科齐，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以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号召召开新布雷顿森林会议来设计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但是，召开新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要求有赖于对建立新全球金融体系的协议可以提供什么的清楚认识。

因为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显然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抛弃它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正常时期看起来越来越无关紧要，在危机时期也不起作用。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住房市场崩溃可能的代价发布了悲观的正确数据，但是，它在处理当前的危机上，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这是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一个局外人。

相反，当前主要的国际参与者是一个由中型欧洲国家控制的G-7群体，但是，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它们是全球储备的来源——在G-7中并没有代表性。

布雷顿森林会议成功了，不是因为它召集了每个国家，也不是因为与会国参加了一个内容广泛的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国际努力失败的真正教训恰恰就在于，规模很大而且混乱的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特性。凯恩斯断定，一个真正切实可行的计划只有在“一个大国或有同样想法的一群大国”的坚持下才能设计出来。

凯恩斯上面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增加如下观点： 一个 大国和另一个大国进行谈判，会对事情有帮助。过去，最有效的金融外交都发生在两个对国际经济持不同态度的强国的双边关系中。这也适用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准备工作。虽然布雷顿森林会议有44个与会国，但是只有两个国家是真正重要的，即英国和最重要的美国。布雷顿森林协定通过英美对话，以及在此过程中来自法国和加拿大不时的调停，最终成型。

双边会谈后来仍然是大型金融外交取得重大成功的关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固定汇率制度结束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在其功能结束后继续存在了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由当时正在寻求更多灵活性的美国，以及需要过去的金本位制度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法国，进行了重新谈判。

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当法国、德国和英国试图讨论欧洲货币关系时，这个关系却变得毫无希望，但是，当只有法国和德国参与讨论的时候，欧洲货币关系却被厘清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剧烈的汇率波动导致有人号召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却找到了一个有关汇率稳定的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这样的双边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

就国家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美国，以及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一对国家。就主题而言，新布雷顿森林会议将不得不解决一个新问题：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在过去四十年里受到私营部门影响的巨额资本流动。

在2008年之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似乎都在起作用。模式之一是拥有各种各样受监管的银行、监管不那么严格的投资银行以及几乎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管理资本流动的美国模式。另一种模式是中国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解决方案中，成本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管理让位于在国外寻找战略性投资机会的活跃的主权财富基金。

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都是有瑕疵的——并且易于产生政治争议。美国模式失败了，因为一旦复杂的新金融工具形成的一个充斥着强烈、危险和无法消化的损失的状态变得清晰起来，银行就会非常易于受到恐慌的伤害。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在现在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之后，世界上充满了带有政治性的关于哪个银行被救助，服务了谁的政治利益这样的讨论。美国已经有关于高盛对美国财政部的影响的激烈争论。同样，规模非常大的欧洲救市行动（救市资金总额占德国GDP的20％）已经产生了有关救市成本分担的争议。

同时，中国的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主权财富基金可能被滥用，以获取一个经济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或者整个部门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担忧。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初灵感是，基本上自动而且按照规则管理的机构是一种稳定市场和预期的不那么政治化的方式。这一点在今天仍然适用：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大资本提供者（例如亚洲的顺差国家）管理资本需要调整的银行的临时份额，它就能在国家和私营部门机构之间提供一个中立的、非政治化的缓冲器。

在1944年最初构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重大的私人资本流动，国家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国际交易。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扩大到包括对一些私营部门的援救，就会承认现在市场起到的突出作用。同时，一个受规则约束的国际机构的介入会使和银行资本调整以及货币干涉相关的政治毒害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