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暴力频发时期。有些人相信我们正面临一场新型种类的冲突，也就是所谓“文化战争”，例如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或者非洲和亚洲各种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伊斯兰教主义者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然而，这些冲突的深层原因却很有可能更为传统。

分属特定的文化团体只不过是全球化胜利者与失败者爆发冲突的一个借口。残酷无情的领导人动员那些失去坐标的追随者。特别是那些全球化的失败者常常以那些没有未来可以憧憬的年轻人为代表，能够被诱导采取甚至是采取自杀式行动来对抗指称的敌人。

在这样一个时代或许大家不应该对此感到吃惊，那就是我们古老的而且是致命的反犹主义仇恨正死灰复燃。其卷土重来以对个人进行攻击的传统形势进行，正如最近法国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惨遭杀害，或者是毁坏标志性建筑，如公墓和犹太教堂。但是也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对所有犹太事物的敌视情绪。

有人可能认为反犹主义已经随着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一起永远消逝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有人否定大屠杀历史，或者大屠杀以历史文献上不容置疑的方式发生过。

这些否认历史的人既有像大卫•欧文这样的二流历史学家，也有像伊朗最近当选的总统内贾德这样表面获得拥戴的政治家。由于纳粹德国所作所为的证据充足有力，所以或许都不需要把这些否认历史的人投进监狱，以免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关注。

一种与此不同的反犹主义苗头更令人担心，这种苗头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反犹主义。它与以色列密不可分。毫无疑问，美国是反西方仇恨的首要目标，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占领国，残酷无情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西方存在一种可以称为巴勒斯坦浪漫主义的奇异情绪，这种情绪很难被夸大。像已故的爱德华•赛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这种情绪的代言人，并且在欧美有众多的追随者。巴勒斯坦浪漫主义美化作为以色列统治受害人的巴勒斯坦人，矛头指向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人最多只能享有二等公民的待遇，并且大量援引占领区内发生的压迫事件，包括以色列“安全围墙”的影响。人们或含蓄或直率地站到了受害人的一边，通过捐钱给他们为之提供援助，甚至宣称自杀式爆炸行为合法，从支持与保卫以色列的立场上渐行渐远。

当然，理论上而言，人们可能虽然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但却不是反犹主义者。毕竟，以色列国内也不乏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但是，两者之间的界线却越来越模糊。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无论对错都得保卫这个国家，因为毕竟它是他们最后的安全希望所在。这就使得他们的朋友不敢仗义执言，因为他们害怕被划归成为不仅仅是反对以色列，而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犹太人的防御心理和他们朋友的尴尬沉默意味着，那些实际上真正的反犹主义者可以在公开辩论的舞台大行其道，虽然他们将自身局限于反对以色列的言辞。

反犹主义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令人厌恶。虽然对于其它种族仇恨而言也同样如此，但是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使得反犹主义显得独一无二，因为它与那场几乎灭种的大屠杀串通一气。

然而，不可能只通过在世界其它地方开展教育和辩论就成功地打败这种新的反犹主义。它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一个人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把以色列看作20世纪伟大的成就之一，崇拜这个国家采取种种方式为被压迫和被践踏的人提供了一个引以为自豪的家园，那么这个人肯定特别担心，因为这个国家现在可能面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