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曾几何时，只有在报纸体育版上才看得到排名表。如今，全世界都沉迷于排名。

现在有学校和大学排名，有公司盈利能力和社会责任排名，有国民幸福感排名，还有消费品品牌价值排名。甚至连最好笑笑话都有排名（对此我觉得没什么可笑的）。

金融世界也充斥着类似的排名。投资银行家凝神屏息注视着兼并收购排名，尽管这种排名与盈利能力根本没什么关系。银行排名也早已出现，不过排名标准从资产规模变成了现在的资本健康度，这些东西倒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也没有多大意义。

还有些与众不同的排名——这些排名通常引起人们相当大的焦虑——根据企业调查进行的金融中心排名。在伦敦，人们已开始广泛讨论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败坏了主要西方金融中心的表现和名声。纽约也有类似的讨论，但没有伦敦激烈。（有些美国人认为世界在挤破头往美国涌，就算到了美国之后被人鱼肉也在所不惜！）

到目前为止，现任领头羊还没有受到多大威胁。伦敦城市公司（City Corporation）的一项排名表明，纽约和伦敦依然肩并肩站在位居前列。《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也推出了一项排名，纽约高居榜首，伦敦紧随其后——不过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追赶者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伦敦和纽约在监管质量和严厉程度以及税收负担上的得分有所下降。各大公司似乎对自己在两地的前景并不看好。

排名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时主要亚洲金融中心的崛起——不仅是香港和新加坡，也包括上海、北京和深圳。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金融中心建设，成效已开始显现。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金融发展指数（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x）——又是一项排名——显示，香港和新加坡与伦敦已十分接近，而中国的整体金融成熟水平正在迅速赶超意大利。大汉朝要打败罗马帝国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没什么可吃惊的。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东方迁移，金融活动自然也随之向东方倾斜。有道是历史洪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伦敦和纽约应该寻求与这些金融中心新贵展开合作。

但对传统金融中心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可以迁移的国际金融活动是否真的在迁移。要做出准确判断可不容易。有传闻说，对冲基金经理们正在涌向日内瓦。每当政府或监管者宣布实施新的控制手段或者收紧原有手段，银行家便会以卷起铺盖、开着豪车、带着全家走人相威胁。

这类威胁以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冲击，不过现在已经不管用了。政客和评论家会反唇相讥：“早走早好。”甚至英格兰也开始质疑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东道是否值得——收拾这次危机的烂摊子实在太折磨人了。

这一想法相当危险。不管银行的行径是多么令人发指——有些银行活该十年翻不了身——金融服务始终是伦敦经济的中流砥柱。如果金融部门衰败了，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多就业岗位？

所谓以科技和制造业作为翻越衰退的过墙梯（前首相戈登·布朗最喜欢提这一论调）纯属清谈。没有哪个高成本后工业社会曾经从大规模制造业衰退中重振雄风过。

伦敦有着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得天独厚的优势。毕竟，英国国内市场要比美国小得多。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金融活动的重心几经变迁。如果领头羊的位置不可撼动的话，高盛全球总部就应该设在巴比伦。金融企业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税收过高、监管负担过重、政治风向不对的话，它们就会另攀高枝。

英国现在就在考验金融企业的忍耐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甚至代表对信贷短缺忧心忡忡的非金融企业利益的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都开始呼吁当局不要为难金融市场。

未来两三个月将决定着当局和（金融及非金融）企业间的和平是否会打破，以及，如果被打破的话，是否会持久。像所有和平谈判一样，双方都需要学会妥协。

企业需要在进入奖金派发季时拿出点诚意。英国政府是不会容忍金融机构滥发奖金的。英美两国政府均需要尽快决定在惩罚银行方面做到怎样的程度。持续的提高税收负担的威胁将会严重得不偿失。如果我们无法马上达成国家和市场间的社会契约，市场可能真的要迁移到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