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2008至2009年华尔街风暴和紧接着的全球衰退中，谁会受到最长期、最猛烈的打击？

不是造成这场灾难的银行家和金融家。某些金融家会因欺诈入狱，例如伯纳德·麦道夫。但是，尽管麦道夫丑闻只是猖獗的金融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但大多数有嫌疑的金融家并不需要担心被捕，因为他们的行为只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或者是因为比彻底的欺诈更微妙的金融不当行为通常很难取证。

一些银行老板会在耻辱中下台，但会得到巨额的补偿来缓解他们的痛苦——例如美国银行的肯·刘易斯得到价值5500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又如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弗雷德·歌德温得到2500万英镑退休金。然而，在得到政府紧急融资、担保和低利率的支援后，许多银行又开始给高层管理者支付巨额的奖金，同时强烈地反对旨在限制他们冒险和补偿的改革。

这场经济灾难的大输家是那些认同美式资本主义放任自流政策的发达国家的工人。从2007年到2009年10月，美国失去了近800万个工作岗位，就业人口率从63%下降到58.5%。2009年底的失业率超过10%，失业状态的持续时间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长，数百万人的工作时间缩短，更有数百万人因工作机会的缺乏而失去找工作的勇气。

欧洲的发达国家、加拿大和日本也遭受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允许临时合同广泛存在的西班牙失业率增幅最大，因为西班牙的工人被炒鱿鱼的速度堪比美国工人。某些国家——例如德国、瑞典和韩国——付钱给公司，让他们留住正式职员，从而“隐藏”了失业问题。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不能长期维持。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叶，就业率的恢复越来越落后于GDP。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经济复苏就存在失业问题，直到90年代后半叶网络公司兴起。2001年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乔治·布什治下的经济复苏也存在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因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业危机而遭受了一场大规模的衰退，失业率从1990年的1.8%上升到1994年的9.6%，2001年探底后回升，达到5%。这场危机过后16年，失业率达到6.2%——是1990年的三倍还多。

1997年，韩国不但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更因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让其提高利率、执行类似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来获取援助而雪上加霜。就业率恢复了，但主要是靠福利有限、低工资、且几乎没有就业保障的“非正式”工作。韩国的贫富差距从中等水平跃升至经合组织发达国家中的第二高（仅次于美国）。

就业市场的虚弱对经济的健康和个人的幸福造成了巨大损害。在虚弱的就业市场上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失业者受到的经济损失将影响他们的一生。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失业对幸福感的打击不亚于失去一名至亲。

美国很难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实现充分就业。从1993年到1998年，美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就业率上升了5.4个百分点。如果就业率在2010年开始以这个速度上升，要到2015年才能重新达到衰退前的水平。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将会拖累其他发达国家，降低他们的就业率。

漫长而痛苦的高失业率与大多数专家心目中以为灵活的美国经济模式会带来的后果背道而驰。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许多分析家就把美国松散的工会组织、任意的聘用关系、法律对工作的有限保护、以及频繁的工作变动视为失业率低于大多数欧盟国家的主要因素。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启动了各种各样的灵活化改革，希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改善自己的经济。

将灵活性视为保障就业关键因素的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经合组织在2009年《就业展望》中仔细审视了他们偏爱的政策改革，结果发现这些改革不足以帮助各国适应金融业引起的衰退。根据经合组织的说法，“没有有力的理由让人相信近来的结构改革能有效降低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市场对严重经济萎缩的敏感度。”

经济衰退给我们的教训已经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弱点不在于劳动力市场，而在于金融市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衰退也只能给社会不大的效率问题，但资本市场的衰退则会极大地损害社会，而受损最严重的是工人，而不是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而且，全球化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市场衰退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

我们亏欠因这场衰退而受到伤害的工人，有必要彻底改造金融制度，使之推动真正的经济发展，而不是仅让金融家中饱私囊。这意味着改变金融部门的激励制度和规则。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工作岗位同样危如累卵，因此他们为了各自的公民也必须敦促美国进行有意义的金融改革。